王彩玲：塑造国家治理的最大共识——基于新冠疫情防控中多党合作实践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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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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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三亚统战）

作者

王彩玲，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参政党建设教研室主任，教授

（本文节选自王彩玲发表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的《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几个重要问题——基于新冠疫情防控中多党合作实践的思考》一文）

当新冠肺炎疫情这只巨大的黑天鹅突然飞起，世界不仅陷入一场与病毒的战争，还面临着不同制度的较量。在这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中，我国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彰显了“中国治理模式”的显著优势。新型政党制度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制度优势。对疫情防控中多党合作的实践进行总结，积极思考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当前需要迫切研究的议题。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最基础的优势和作用就在于通过“合作”来强化“认同”，通过“协商”形成“共识”，从而发挥凝心聚力功能，为国家治理形成整体合力。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型政党制度“通过价值与认同层面的塑造，实现了对执政党与参政党共同的价值整合，进而释放出强大的凝聚力与动员力”。共识的珍贵应该是这次疫情防控最深刻的体验，有外国学者甚至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将是一个“绝对不可与之开战”的国家。

在后疫情时代，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治理难题，面对“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社会阶层更加多样、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样”的社会现实，面对“统一战线内部结构复杂性前所未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多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巨大挑战，发现共识、塑造共识、凝聚共识的要求更为迫切。对此，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刻的认识并反复强调，我们要“用共同奋斗目标、共同历史命运和共同文化传承，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发展共识、法治共识、反腐败共识和价值观共识”，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力量。凝聚共识作为新型政党制度的传统优势，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理所当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方面。

那么，多党合作需要塑造和凝聚什么样的共识？当前，我们已经有了最基本的共识，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是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提和保障，是未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依然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但是，在这样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我们要实现更文明、更有效的治理，仅有这些基础共识还是不够的。在具体的治理领域，对于治理什么、如何治理等问题，还需要在“共同体层次的共识（基本共识）” 和“政体层次的共识（程序共识）”基础上形成“政策层次的共识（政策共识）”。多党合作不仅要一如既往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共同的政治基础，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共同目标，更需要嵌入具体治理过程，为发现并塑造社会共识提供机制、动力与保障。这就要求多党合作制度立足于“基本政治制度”这一定位，充分发挥协商政治的优势，积极推动民主治理与科学治理的政策形成，以协商促进共识，真正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现共识、塑造共识、凝聚共识有赖于价值观的引领与塑造，尤其是共同体层面的共识更是如此。这需要我们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最大公约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去建构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弥补意识形态冲突的裂痕。也就是说，新型政党制度在塑造与整合党际政治认同的同时，还需要塑造、整合并传递社会的共同价值观，既对广大党派成员形成价值感召，又对社会公众形成凝聚效应，这正是此次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多党合作的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各民主党派坚守固有的家国情怀，在生命优先还是经济发展优先这个问题上，完成了社会价值观的初步整合，使得举国抗疫这个重大战略能够迅速实施。在这个过程中，14亿中国人展现的强大自律，价值观对共识的塑造可见一斑。这与西方政党在“选票优先”还是“疫情防控”优先的选择上大异其趣——西方各国之所以在中国已经拉响警报并提供经验的基础上仍然没有很好地控制疫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竞争性政党制度对社会共识的形成支持不力。尽管我们付出了经济停摆的巨大代价，但“人”的价值得到凸显，“人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得到了充分尊重与保护，这是真正在行动上对过去GDP至上的告别与超越。正是有了这样的价值观引领，中国人展现了让世界各国难以望其项背的团结、牺牲与合作，这里没有选票，没有党争，但是有对执政党和国家的信任与托付，是中国特色的权力授受关系的一个缩影。在国家治理中，秉持何种价值观才能形成全民族的整体合力，这次新冠疫情阻击战对此已经破题，未来还应有更深刻的思考与回答。

在政策共识层面，多党合作对社会共识的发现与塑造主要是通过协商政治实现的。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广大参政党成员及其联系的社会阶层提供了充分表达的平台，协商过程实际上也正是共识塑造、形成的过程。按照毛泽东“一根头发”与“一把头发”的逻辑，参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的桥梁纽带之一，它的背后是有群众基础的，这些群众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基础。因此，政党协商不仅仅是促成了执政党和参政党之间的共识，更把参政党所联系的广大群众也纳入协商政治之中，使得他们的意见被发现、被表达、被重视。此外，参政党在政党协商中累积的效能感会不断强化它对多党合作制度的认同，无形中还会辐射到它所联系的群众，有助于促成社会各界在事关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说，多党合作要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无疑需要更加关注协商政治的健全与发展问题，否则，凝聚共识的优势就会消减。

民主党派在意识形态领域积极作为，则是巩固共识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各民主党派坚持凝聚共识与建言献策双向发力，在汇聚同心抗疫的磅礴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各民主党派不仅把疫情防控作为一项最重要的政治任务，积极投入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中，还充分发挥网上宣传阵地作用，正面有效引导舆论。在形形色色的抗疫日记中，民主党派成员没有失语。民进会员叶青从武汉封城开始，就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武汉抗疫战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对党派成员和社会公众发挥了持久的影响。他30多万字的日记涉及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多个热点问题、焦点话题，比如对李文亮逝世引发舆论震荡的积极疏导，对武汉人民各种诉求的积极回应，对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普通劳动者的温情赞美，对普通警察、党员干部工作状态的描述，对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反思，对火神山医院展示的中国奇迹的分析。叶青对凝聚和巩固政治共识的作用，在他3月15日的日记《湖北58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中可见一斑。作为一名党派成员，叶青为凝聚共识发挥了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感召力。这充分说明民主党派成员在意识形态领域能发挥独特作用，也是为什么即使是在武汉疫情的至暗时刻，面对一次又一次舆论风暴，广大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支持仍然丝毫不受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这次新冠疫情大考中，多党合作实践在正反两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做法、经验与教训，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多党合作的制度供给与创新问题。一方面，此次疫情防控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主导下的防疫警示没有被及时重视”。这说明未来多党合作的制度创新，一个重要着力点应该放在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上，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把政党监督嵌入国家治理尤其是社会危机管理中去，促使民主监督的预警信息及时转化为公共决策议题，从而真正实现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

目前至少有三个方面议题需要进一步关注：

首先，完善民主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政党监督的预警功能。我们要对民主监督的重要性有真诚的认同，通过制度设置提高地方各级党委自觉接受民主监督的主动性。

其次，完善参政党基层组织履职平台建设，充实基层治理力量。贯彻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共中央一直强调的“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这一指示精神，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中发挥作用，使参政党基层组织成为基层政府的“好帮手”。

最后，完善参政党上下联动机制建设，提高参政党的整体合力。

这些问题，是多党合作制度创新的重要生长点，也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能回避的内容。

来源：中央社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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