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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澜:从公共治理角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任建华 杨益波

“疫情之后的国内格局是做‘十四五’规划时,必须要考虑的。从公共治理角度来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今后若干年要加大力气做的。”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苏世民书院院长薛澜日前在浙江绍兴举行的“绍兴市高端智库专家咨询会”上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国家市场监管体系,探索行政体系和层级改革,电子政务、智慧政府、智慧城市,事业单位管理模式改革,加强社会治理的专业化和法制化,都是“十四五”期间需要努力的方向。

薛澜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走出疫情后经济增长的首要动力源是什么?原来有城镇化,现在大家认为是新基建、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还有在深化改革中寻求突破口。如果从公共治理角度来讲,其实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放管服”改革,到现在的加快对外开放,都能起到一些作用。但能不能起到过去改革开放40年所经历的一些重大改革的作用,目前还有待观察。

二是技术变革对公共治理的影响。科技发展与治理双轮驱动非常重要,一方面是新兴科技为国家治理提供效率,另一方面是新兴科技对国家治理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薛澜认为,现在有的平台公司变得特别大,政府监管起来比较困难。

三是社会发展与治理。中国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比如城镇化带来地域发展的变化。很多地方希望中心城市对周边中小城市有“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一起发展,但现在来看,它实际上是“虹吸效应”。换句话说,资源都集中到中心城市。还有一个是新的社会分层和固化。这些问题是我们现在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都必须考虑的。

四是中国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薛澜认为,中外价值观和模式的差异,使得我们的很多做法,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被污名化”的现象。所以,中国企业和其他国际机构,在国际运营上,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在薛澜看来,疫情以后的发展趋势,从公共治理角度来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今后若干年要加大力气做的。此外,要下大力气科技创新与数字经济以及构建新型举国体制。

薛澜以绍兴为例,认为对绍兴来讲,现在说不定也是机会,“绍兴在制造业方面有很强的基础,在这些领域,现在大家讨论新型举国体制,关注的是重大的‘卡脖子’技术,但这些技术产品不是简单个别的。所以,很多领域承接产业链的转移,或者说补上这个产业链的短板,也许绍兴可以考虑。”

此外,在数字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国际人才引进方面,薛澜认为,可能也是中国下一步发展必须要走的道路。此外,公共服务和民生建设也是“十四五”规划中可以考虑的。比如义务教育体系、社会保障制度、计划生育政策、住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领域,浙江是有条件的,应该可以比全国先走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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