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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调查丨直击养娃高成本痛点 多措并举让教育回归校园本位

养娃教育成本几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增长率在放缓。其中,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过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一大原因。为此,中国经济时报推出本组调查报道,聚焦养娃成本之中的教育成本,探寻当下困扰家长的养娃难题,并探寻解决之道,敬请关注!

胡畔

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增长率在放缓。其中,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过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一大原因。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自2021年5月14日起至5月21日,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养娃教育成本网络问卷调查》。

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205份,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四川、河北、辽宁、江苏、广东、广西等25个省区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受访者参与了此次调查,共涉及国内64个城市,涵盖多个年龄段人群。其中,19-24岁受访者24人(占1.99%),25-29岁受访者70人(占5.81%),30-40岁受访者858人(占71.20%),40岁以上受访者253人(占21.00%)。

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生育意愿不积极。相较于生育和养育成本,教育成本在“养娃成本”中占较大比例。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要提高生育意愿,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支持。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面,要把教育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加大投入,使教育回归校园本位,同时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化发展。

育儿成本高致生育意愿不强

参与此次调查的1205名受访者,有1166人已婚,39人未婚;1158人育有子女,47人未育子女。值得注意的是,在47名未育子女的受访者中,有22人在“是否愿意生育小孩”选项中选择“不愿意”,占比高达46.81%。同时,在1158名育有子女的受访者中,有593人在“是否有生育二胎的打算(或已生育二胎)”的选项中选择“没有”,占比达51.21%。

事实上,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快和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国家早已慢慢放开生育政策,鼓励生育。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至此,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终结。但从此次调查数据来看,为何仍有近半数受访者生育意愿不积极?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初浩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生育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成本太高。生育成本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养育成本,二是教育成本,三是时间成本,即孩子出生之后父母花在陪伴和教育上的时间。

“如果一个家庭认为目前的经济条件不足以养育一个孩子,或者生育后会使生活质量大幅降低,甚至会影响到职业发展,就会选择不生育。同时,如果对未来国家政策、社会福利等缺少定性预期时,会产生对生育的畏惧心理,也会影响生育意愿。”初浩楠分析道。

此次问卷调查结果也印证了专家的观点。调查结果显示,上述615名不愿生育小孩或不愿生育二胎的受访者,在“不愿意生育孩子(或二胎)的原因”选项中,选择“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的占80.65%,选择“缺少养育、照顾孩子的时间”的占56.59%。还有32.68%的受访者认为“相关的社会保障力度不够”,22.93%的受访者则是有个人客观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未育子女的受访者而言,在不愿生育的原因中,有45.45%的人选择“会影响个人职业的发展”;而对已育有子女但不愿生育二胎的受访者而言,仅有12.48%的人选择了这一原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2020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较2000年-2010年的0.57%下降0.04个百分点,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一级调研员、研究员佘宇告诉,这既有育龄妇女减少、生育意愿降低等原因,也反映出“生不起、养不起”、育幼压力大等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应如何提高生育意愿?初浩楠认为,一方面要提高国内产品生产标准,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和质量把关,让真正符合标准的产品进入到市场。“使用国内产品可以降低育儿成本,比如让中国父母给孩子喝放心的中国奶粉。”他解释道。另一方面是让教育回归校园本位,减轻家长报课外班的高成本负担。同时,通过婴幼儿的社保兜底来降低生育成本。总的看来,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同时入手,把育儿成本降下来。

佘宇也认为,加强家庭养育能力、巩固家庭育幼基础地位,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方面支持。“政府要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完善产假、育儿假、生育津贴、个税扣除以及弹性工作安排等相关政策,并为困难家庭提供兜底保障服务。”

不过,佘宇表示,当下城市地区双职工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非常迫切,必须综合考虑托育服务在充分调动女性就业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鼓励生育、带动家政服务行业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他建议,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形式,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好示范引领,探索符合城市家庭需求的托育服务,寻求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降低教育成本须加快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

调查数据显示,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是目前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相较于生育和养育成本,教育成本才是“养娃成本”中的重头戏。

在上述1158名育有子女(含育有二胎)的受访者中,有952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6-12岁,占82.21%;135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3-6岁,占11.66%;102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0-3岁,占8.81%;231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12岁以上,占19.95%。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渠道上,九年义务教育、家庭教育、兴趣爱好培训班名列前三,分别占86.53%、76.94%、71.76%,幼儿园或学前班教育、课外辅导机构分别占55.61%和67.27%。

对此,佘宇表示,近年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很多领域都取得明显进展。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压力仍然较大。在他看来,由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仍不够均衡,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和“升学”充满焦虑,参加课业课外辅导、培训班或请家教成为部分家庭无奈之举,进一步加剧其教育支出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资金方面,不同地区还存在一些差异。以北京市和湖北荆门市为例,来自北京的受访者数据显示,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资金,在1万元以内的占4.42%,在1-3(含)万元的占23.01%,在3-5(含)万元的占23.01%,在5-10(含)万元的占33.63%,在10万元以上的占15.93%。总体来看,北京的受访者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主要位于5-10(含)万元区间。而来自湖北荆门的受访者数据显示,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资金,在1-3(含)万元的占56.45%,是主要区间。

对此,初浩楠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地的收入水平,也使家庭教育投资比例不同。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影响着整个地区的教育资源质量。“北京是一线城市,教育资源丰富、质量高,家长愿意投入较多的教育成本。湖北荆门属于四线城市,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优质教育资源也相对缺乏,因此对教育的投入也相对较低。”他分析道。

不过,尽管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不同,导致各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资金数额有所差异,但从整体来看,不同地区的家庭对孩子教育投资的比重大体一致。

在“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约占家庭收入百分比”的选择题中,来自北京的受访者数据显示,有48.67%的受访者选择“10%-30%(含)”这一项;来自湖北荆门的受访者数据中,选择这一项的人数占比为47.85%。整体来看,在1158名育有子女的受访者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收入百分比在10%以内的有239人(占20.64%),在10%-30%(含)的有558人(占48.19%),在30%-50%(含)的有256人(占22.11%),在50%以上的有105人(占9.07%)。

“二者结合来看,一线城市家长的视野更广阔,愿意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平台,投入更多。而四五线城市受教育资源的限制,难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即便家长有心也无力。”初浩楠表示,如今的优质教育资源几乎都集中在一线城市。越需要教育的地方,教育资源越匮乏。因此,需要通过政策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化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化。

佘宇也建议,除了要严格落实“就近入学”、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学校标准化建设等既有政策外,也要通过教育信息化等手段,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和覆盖,真正办好每一所义务教育学校。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则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采取更为合理的资助方式,有效减轻低收入家庭子女教育负担。

请让教育回归校园本位

调查数据显示,针对目前的教育市场,“让孩子过度学习,压榨孩子身心”“整体教育费用高昂,家庭负担太重”“基础教育应试化和竞技化严重”,被列为受访者最担忧问题的前三名。此外,还有58.67%的受访者担心“贩卖教育焦虑,教育营销大于质量”,55.27%的家长担心“教育机构野蛮生长、良莠不齐”。

在降低教育成本的有效措施和政策保障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让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更均衡”的呼声最高,占到了81.99%,其次是“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平台的监管,整治校外培训乱象”,占68.71%。此外,还有21.08%的受访者呼吁“增加幼托机构数量和保障,解决幼托问题”。

初浩楠表示,针对教育市场长期以来的乱象,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已经出手进行整治。其中,课外培训机构作为整个社会教育资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主管和监管部门应该对其制定相应的准入标准,加大规范力度。

“教育培训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很多人投资只是为了金钱利益,而对学生的成长帮助并不关心。因此,应提高教育培训行业的门槛,要与体制内的教育相配合。”他认为。

佘宇也强调了校外培训机构的重要性。“在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校外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终身化的教育需求,弥补了学校教育优质资源不足、教育方式有限等问题。”但同时,校外培训的市场属性又使其过度迎合消费者需求,“坑班”“刷题班”“培优班”等超标超前培训严重增加学生负担,加剧教育不公平,影响学校教学进度,破坏教育生态,引发群体性焦虑,社会反映强烈,亟待加强治理。

佘宇认为,要疏堵结合、内外兼治,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既不是超标超前、以“应试”为导向,也不是简单复制学校教育体系,而是回归教育初心,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助力于学生差异化的教育服务。

他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给出了治理规范校外培训的建议。短期来看,要重点解决校外培训市场运行不规范问题。明确教育部门许可的范围限定在文化课程类教育培训机构,并牵头协调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长期来看,要推动学习内容回归校园,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规定课程要开足开齐,提高课堂效率,优化考试频次,强化作业管理,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进一步优化幼升小、小升初等选拔性评价,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此前还有多方声音表示,目前很多地区中小学放学时间过早,对双职工家庭不友好。不过,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仅有32.78%的受访者希望“增加孩子的在校时间,使其更契合家长的工作时间”,还有37.43%的受访者希望“增加孩子的校外时间,让孩子能充分发展个人兴趣爱好”。

初浩楠认为,要给学生培养兴趣爱好完全可以在校内解决。学校不仅是教授知识的地方,还是塑造人、培养人、丰富人的地方,若在校内已经能培养、训练学生的兴趣爱好,学生就不需要再参加校外补习。

佘宇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学校仍然是课后服务的主阵地、主渠道,为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政府应加大对学校相关人员(编制)、经费(工资)和制度(评奖评先等)保障。”他解释道,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在学校绩效工资之外给相关教师发放一定的劳动补贴。在延长看护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学生在校活动的内容,着眼于更好地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兴趣特长。

初浩楠还建议,要把教育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加以重视。“现在很多普通学校的资金投入不足,养不起才艺老师。因此,要想真正把教育回归于校园本位,相应的配套政策、资金都要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教育成本将会大幅下降,生育意愿自然也就提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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