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方法”的媒介人类学研究

　　当我们在田野中经历了观察、访谈，完成田野笔记之后，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书斋，开启另一段远距离理解研究对象并书写研究性文本的征程之时，我们发现，无论此前的工作如何展开，要在知识共同体中进行学术性对话，并将自己的观察与研究传递出去，研究性文本的书写成为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对于媒介人类学的文本写作来说，当然没有固定的样式和规则，但是，在媒介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民族志不仅意味着基本的工作方法，更是一种研究的重要取向和文本表述的方式，因此，作为媒介人类学研究整体中的重要环节，我们也将这种特有的文本表述方式从方的角度来加以阐释。从文本表述角度来看，民族志的书写是对田野现场工作进行的文化解释，因此，这种文本写作带有了“高度情境性”(51)，它要求研究者“到过那里”，在另一种生活与文化情境中完成描述。

　　而事实上，在一些声张自己运用了媒介人类学方法的研究中，似乎难以看到媒介人类学的特质及其表述色彩，甚至还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一些研究者将零星的访谈资料加以呈现，或是提供了某个个案的介绍或“举例”，就认为该研究可以称之为媒介人类学的分析。媒介人类学的研究需要围绕研究对象的媒介实践活动展开分析，而这种分析是必须进入到对方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结构中进行整体性观照之后的结果。这种观照，提醒研究者不能仅将媒介看做是介入个体和群体的技术与中介力量，更是构成今天人们生活、形塑人们行为观念的基本环境，而人们对于媒介的运用方式、观念养成、行动系统都根植于生活的“整体情境”之中。因此，要完成这些讨论，就应该包含了对人们整体生活方式的描述、理解，对媒介使用行为的“过程性”等方面的了解。这样，在具体的写作中，不可避免地会让媒介人类学的文本带上了强烈的“叙事”色彩。

　　当然，如果从叙事的理论渊源来看，它是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的手法，后来才逐渐进入到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比如，社会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很强调对生活历史和生活片段进行研究，寻求一种对社会现象和个人生活史进行叙事解说的方法。(52)还有社会学家将叙事视为行动者的社会实践和造义过程，转而以民族志方法探究叙事情境对叙事活动的形塑。(53)可见，叙事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研究过程的分析方法。如果说，“现实只能以解释或叙事的方式被感知”(54)，那么，这种叙事意味着不是所有“事实”都能被纳入叙述的文本，每个叙事必然存在遮蔽与显露、拥抱与拒斥。也就是说，“社会现象不是自在的，而是被呈现、被建构出来的”。(55)叙事者能够选择怎样的事实和细节，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的叙事应该是在理论引导下的叙事。例如项飙在北京“浙江村”的研究中，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浙江村”里生活的人们怎么买菜、看病、养小孩等，他力图要展示“浙江村”的物质生产(做服装)和人的生产(生系)是用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研究中，作者要探讨的一个理论问题是：“关系”如何重叠为一个社区，即，“不是将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是人们依靠社会关系在‘展开’自己的经济行为”。(56)为了达成这样的理论讨论目的，作者采用通过日常行为过程来分析社会和展开叙述。这样的叙事，是将研究问题理论化之后的叙述，对媒介人类学的叙事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讲，媒介人类学的叙事应该是文本绵密编织的过程，这种编织，可以通过故事性、过程性的叙述完成。当然，所谓“过程性”，并非强调研究者需要将研究事件的前因后果、历程、及结局等完整性过程统统放入写作文本中，某个片段性内容也会具有揭示研究问题“全息性”的价值。例如，在布莱恩·拉金对于北尼日利亚穆斯林豪萨城市卡诺影院的社会空间及其人们在其中的社会实践研究中，研究者想要讨论媒介技术不仅是内容的传递，还呈现着人们的文化热望、机制、休闲模式、技术和身体的关系等。(57)在观察当地人“上影院”的过程中，研究者将影院看做一个“实践的场所”(58)，描绘影院所处的位置，影院周边的设施、商贩，人们往返影院的旅程，一些人与影院内卡如瓦(妓女)的相互打趣，一周里每天所放映的电影的差异等细节。有趣的是，研究者还以自己的一次观影经历为例，讲述在观影过程中如何被电影预告片打断的过程。通过这些颇有故事性也带有某种过程性的讲述，作者认为“上影院”成为当地人的一种情感体验，这种行为本身代表了“一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和社会实践的组合”(59)。这种叙事方式，既构成媒介人类学独特的田野观察和工作方式，同时更意味着研究者将通过大量的细节、场景与人们实践活动展现出来的叙事过程，从而使媒介人类学的叙事，不仅是一种表述上的策略，更成为这个领域独特的一种“理论实现”的方法。

　　在今天，随着媒介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方位影响，尤其是在我们所面对的媒体“往往再不是生产内容的机构，而是日常生活的器具、基础建设，甚至是整体生活环境”(60)的背景下，研究者更应该回归到媒体、传播与人们社会生活的互构关系之中。同时，研究者还应该深入到不同的研究群体和文化现象中，探析媒介技术如何形塑群体文化、构筑生活意义以及人们如何理解自身等问题。就像杨国斌研究互联网时所提出的：“互联网研究，不能没有人的故事”(61)，媒介的使用、围绕技术引发的实践和经验，终究还是人的故事。而发掘人们经验和社会实践，回到具体的文化情境中，做媒介人类学整体性的观察和书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当然，本文的研究，并非是要提出一套媒介人类学研究的“独特”方法，并且，一个研究领域的独特性或许并不只是方法上的“独特”，而更多在于研究的取向和路径使之形成一个独特的领域。而媒介人类学的取向在于讨论围绕媒介展开的人的实践和文化行为，传播与社会生活的互构等问题，要完成这样的讨论，势必要面对方法的问题。因此，本文无意去凸显媒介人类学的独特性，而是要讨论媒介人类学研究为何要用这些方法的必要性。

　　①②【美】萨拉·迪基：《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人类学的趋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233页。

　　③④⑦李春霞、彭兆荣：《媒介化世界里人类学家与传播学家的际会：文化多样性与媒体人类学》，《思想战线期。

　　⑧(36)(37)(38)【美】费·金斯伯格、里拉·卢赫德、布莱恩·拉金：《媒体世界：人类学的新领域》，商务印书馆2915年版，第12、38、38、38页。

　　⑩(29)(33)【美】约翰·奥莫亨德罗：《像人类学家一样思考》，张经纬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4、85页。

　　(11)(12)(13)(14)【美】古塔·弗格森编：《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骆建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43页。

　　(15)【丹麦】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17)【美】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美】赫伯特·甘斯：《什么在决定新闻》，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孙信茹、王东林、赵洁：《作为意义探究的田野笔记——媒介人类学“实验性文本”的实践与思考》，《新闻记者》2018年第8期。

　　(21)陈刚、王继周：《中国传播研究之民族志进路的逻辑、问题与重塑——基于四大学术期刊及相关研究文献的考察》，《现代传播》2017年第7期。

　　(22)张祺：《草根媒介：社会转型中的抗拒性身份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论文，2012年。

　　(23)郭建斌：《“电影大篷车”：关于“多点民族志”的实践与反思》，《新闻大学》2014年第3期。

　　(24)【美】罗伯特·V.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民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叶韦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5)【英】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26)(27)【美】斯蒂芬·L.申苏尔等：《民族志方法要义：观察、访谈与调查问卷》，康敏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5页。

　　(30)【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31)参见孙信茹、杨星星《家庭照片：作为文化建构的记忆——大等喊傣族村寨的媒介人类学解读》，《新闻大学》2012年第3期。

　　(32)研究者近年来持续对云南省剑川县石龙白族村进行田野观察，并于2019年1月重返该村完成微信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研究。

　　(34)(39)【澳大利亚】林恩·休谟、简·穆拉克编：《人类学家在田野：参与观察中的案例分析》，龙菲、徐大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1、14页。

　　(35)【丹麦】斯丹纳·苛费尔、斯文·布林克曼：《质性研究访谈》，范丽恒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9页。

　　(40)改编晏林2005年的歌曲《自下定决心回家种地》，讲述打工仔的不容易，拼搏多年一无所获，还不如回家种地。

　　(41)歌词为：“走在打工的路上，我的前途很渺茫，所有青春的时光，全部贡献给工厂，说来好悲伤，没有人陪在身旁，有时连饭都吃不上。曾经年少不努力，如今后悔也没有意义，就在陌生的城市里，常常被别人看不起，导致这种结局，不怨天地怨自己，含泪回家乡去，下定决心耕田种地”。

　　(42)(43)(45)(46)(47)(49)【美】罗伯特·埃墨森等《如何做田野笔记》，符裕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200、7、6、17页。

　　(44)谢立中：《实证性量化研究和诠释性质化研究的联结：来自韦伯的启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9期。

　　(48)【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宜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50)历史学和神话学对仪式的研究侧重于将仪式看做一种“社会文本”，社会学和人类学则更多将仪式看成一种“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将它当做一种可供人们观察、分析、解构和再阐释人类社会的物质形态。参见杜鹏《试论西方人类学仪式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51)【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方静文、黄剑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页。

　　(52)(55)应星：《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54)【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中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

　　(56)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1页。

　　(57)(58)(59)【美】布莱恩·拉金：《信号与噪音》，陈静静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224、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