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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暗夜走来:上海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们,为什么很少拍照?

庄稼婴 档案春秋

地下工作需要的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必须比一般人更有“精神”信仰,又必须是大胆、机警、低调的实干者,最好还是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让人看了就忘的人。本文作者庄稼婴的父母,就曾经是上海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她通过这篇文章讲述了父母当年的地下工作经历,让我们有幸能了解青年时代的他们是如何建立起革命信仰、如何成为红色伉俪并一同为了革命事业而默默奋斗的……

母亲离世后,在整理她的遗物时,发现父母留下的照片非常少,1949年以前的几乎没有。

小时候,记得只曾看到过父亲穿着长衫、戴着圆形眼镜的一张照片,其他的再未见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同样稀少,有几张十六岁以前摄于家乡罗店,那是抗日战争之前。照片上的母亲还是一名青涩少女,不自如地对着镜头,背景是小桥流水,假山亭榭,石径古木。罗店曾是淞沪会战的战场,母亲照片中的背景后来在日寇的炮火中成了灰烬。

青年时代的父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决定去寻找他们七八十年前的身影。

早年岁月

对于父亲,我只能从大人的只字片语中,去捕捉一个没有细节的故事梗概:父亲名叫庄健安,出生于浙江镇海,家境贫寒,幼年丧母,我的祖父终年在外谋生,家里只剩下年幼的父亲和他的祖母。他在家乡才上了几年小学,十二三岁就被送到上海来“学生意”,学徒期满后,去袜厂做工,工余在速成的补习班念完了高小和部分中学课程。

一个一贫如洗的小学徒,当年没有留下照片,是理所当然的。

母亲名叫王行,老家在宝山罗店镇,离上海市中心二十多公里。旧日上海流传着“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抗战前,母亲家在镇上经营着一家百年老店,在镇外拥有一些耕田,足以维持小康生活。

上世纪30年代罗店古镇

1937年淞沪抗战,日寇在罗店镇以北十公里的小川沙登陆,镇上的居民悲怆凄惶,扶老携幼,逃到附近的乡野去避难。重病的外祖父在东躲西藏的颠簸中,离开了人世,留下外祖母和六个孩子。为了逃生,母亲一家躲过日机轰炸,穿过封锁线,历尽艰险逃难到上海。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儿童节,母亲被邀请去给徐汇区的小学生讲革命历史,在她拟写的草稿中,我读到:

“我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孩子逃来逃去,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一个机会逃出了火线,因为绕道而行,走了几天才走到上海。一路上到处是倒在血泊中的同胞,有些地方河水都染红了,惨不忍睹。路上黑压压一片逃亡的人流,扶老携幼,肩挑背负,有多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时,我认识到,这已不是我们一家、一乡、一镇的遭遇,而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遭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摧残。我满腔愤怒,想去打日本鬼子,为父亲报仇,为乡亲报仇,为死去的同胞报仇。到上海后,我一直想参加抗日,后来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

投身工人运动

1937年淞沪会战,上海难民如潮,父亲当时在沪东公社难民收容所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地下党员周林(曾任国务院教育部副部长)。周林正在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地下党组织,经常出入工厂和社会团体,物色合适的人选,发展壮大党组织。

地下工作,顾名思义,就是在敌占区,隐蔽地无声无息地工作,一旦暴露了身份,就可能失去生命。因此,地下工作需要的是一些特殊的人,他们必须比一般人更有“精神”信仰,又必须是大胆、机警、低调的实干者,最好还是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让人看了就忘的人。

父亲是个不错的人选。他从小离乡背井,阅历丰富,沉着寡言,人情世故练达。周林1938年介绍他入了党。入党后,父亲被派去上海的针织业,动员组织工人参加抗日救国,后来又被调到沪东公社的女工夜校当教员。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沪东地区杨树浦路一带

沪东地区工人集中,是上海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这个慈善组织为穷苦民众提供医疗救助,救助流浪儿童,普及识字。

母亲则在十八岁那年,应聘去曹家渡的康福里小学教书。1930年代末,小学教员薪水微薄,买了米,剩下的钱只够买几块乳腐。没有钱租房子,晚上母亲就把矮矮的课桌拼在一起,睡在教室里。

和父亲一样,一心渴望抗日的母亲,教书之余参加了业余合唱团,在上海租界四处义演。合唱团的成员是一群热血的青年,他们高唱着 《五月的鲜花》《松花江上》《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呼唤民众投入抗日。“快奋起,莫作老病夫,快团结,莫贻散沙嘲。团结奋起,奋起团结!”

曹家渡附近有不少纺织厂、绢丝厂、卷烟厂,雇用的绝大多数是年龄在十二三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女工。她们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微薄,仅够糊口。为了改善女工的境况,基督教女青年会从1920年代开始,就在上海开办女工夜校,帮助女工读书识字。

曹家渡万航渡路上的纺织厂旧影

为了方便曹家渡附近的女工就学,女青年会借用了康福里小学的校舍,开办了一所女工夜校,并聘请了三位康福里小学的教员到夜校兼课,汤先生教初级班,母亲教中级班,陈先生教高级班。

对于女工来说,在厂里,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还经常无故受到辱骂,因为得靠那份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只能默默忍受。在家里,女人没有地位,也常受委屈。艰难的生活、繁重的劳动往往导致夜校学生中断学业。

三位老师想方设法留住学生,到了节假日和学生的工休日,她们常去家访,跟学生交朋友。母亲回忆说:“大多数的学生,家里很穷。有的人家住在用竹子油毛毡搭起来的窝棚里,又低又矮。到了下雨天,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窝棚的泥地变成了泥浆,滑碌碌的。弄堂里,垃圾成堆,臭味难闻。”

家访让母亲看到了比她更贫穷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辛苦地工作,家里破破烂烂,老老幼幼都满脸愁容,衣衫褴褛。看到那么多同胞一天天在风雨飘摇中苦熬,母亲更加同情劳苦大众,改变社会不公的愿望也更加强烈。

旧上海的棚户人家

三位老师年龄相似,朝夕相处,感情日深,以姐妹相待。有一天,大姐汤先生给了母亲一张电影票,告诉她,在影院里将有一位身穿灰条子旗袍、手拿一份报纸的女士坐在她旁边,那位女士要跟她谈话。至于谈话的内容,一定要保密。

母亲兴奋不安地来到影院,发现坐在她旁边的是女青年会的张女士。张女士低声问了母亲几个关于革命和抗日救国的问题,仔细听了她的回答。

原来,汤先生是中共地下党员,经过考察了解,决定介绍母亲入党。张女士跟母亲的谈话是党组织的“政治复审”。过了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汤先生为母亲举行了简单的入党宣誓仪式。她再三关照母亲要小心谨慎,注意一言一行,千万不能暴露党员的身份。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的女工夜校,几乎都停办了。夜校教师中的部分地下党员,包括汤先生(改名方敏)和陈先生(改名方俊),扮作姐妹,撤离到苏北根据地去了。

1951年康福里女工夜校师生重逢合影。第一排正中为方俊,右二为母亲

母亲成了地下党员后,小心翼翼,没留下任何照片。解放后,有几位阿姨常来看母亲,进门就亲切地叫她“小王先生”,她们是康福里女工夜校的学生,不少人入了党,担任了工厂和车间的领导。

共同办学的经历

1942年,女青年会在沪东的工人夜校都被迫关闭了。地下党让父亲在沪东筹办新的工人夜校,继续发动工人抗日。那年夏天,父亲完成了勤新工人夜校的筹备工作,准备租用培正小学的校舍,在秋季正式开学。

培正小学创办于1920年代,学校在今杨树浦路1991弄华忻坊193号,是一栋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原培正小学的校长无意继续办学,提出把学校转让给父亲。父亲觉得,接办这所小学,不仅可以解决勤新夜校的经费和校舍问题,还可以解决一些地下党员的社会职业问题。

地下党沪东工人工作委员会(工委)支持父亲的想法,办培正小学还有另外两个好处。一是小学位于工人聚居区,学生家长多为工人,通过与家长的联系,党组织可以在周围各工厂活动。二是那段时间,日寇控制很严,培正小学是公共场所,人来人往不容易引起注意,可以作为沪东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据点。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党组织没有足够经费。工委委员沈涵慷慨地拿出自己积蓄的300元,不足之数由父亲设法解决。于是,父亲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多方筹措,才凑足了经费将培正小学盘了下来,父亲就此成了培正小学的校长。

小学校舍年久失修,破旧简陋。父亲卖了自己的挂表和毛衣,还去外边卖报,筹资买来建筑材料,亲自动手拆掉二层阁,修理地板,粉刷墙壁,休整校舍。

1942年夏天,为了办好勤新夜校,党组织特地把母亲从沪西调到沪东,专做夜校工作。母亲到校的那天下午,父亲正忙着清理校舍,大汗淋漓的他放下了手中的活,提起母亲的行李,把她领进学校。父亲高高瘦瘦,戴着眼镜,但是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毕竟是工人出身,实际动手能力很强。

多年之后,母亲告诉我,从第一次见到父亲开始,她就被父亲的奉献精神所感动。“为了事业,他什么苦都能吃。”

父亲接手的培正小学,经过一番筹备,终于在1942年8月正式开学了。白天办小学,晚上办工人夜校。

位于杨树浦路1991弄华忻坊193号的培正小学

沪东聚集了许多工厂,又曾是抗战前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所在地,淞沪会战时,遭到日寇的狂轰滥炸,70%的工厂被夷为平地。日本人强取豪夺,控制了沪东大部分幸存的工厂。日本工厂实行军事化管理,禁止工人在车间里讲话,稍有违抗,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还随便把工人抓起来送宪兵队,有的工人甚至惨遭杀害。面对日寇的暴行,工人敢怒不敢言。沪东工委讨论后,决定不跟日本人正面冲突,组织工人用迂回的方式反打骂反侮辱。

有些工厂,要求工人进出厂门,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行礼。工人就商议好,在同一时间进厂,逐个向日本兵毕恭毕敬、慢条斯理地行礼。日本兵开始很满意,可是上工汽笛响了多时,门口还排着长队等着行礼。几次一来,厂方怕延误生产,只好取消了这种侮辱工人的做法。

在敌强我弱的环境里,地下工作变得更为谨慎,更为隐蔽。当时的重点是保证地下组织的安全,暂缓发展党员,取消党小组,改为单线联系,严格执行白区工作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父母同属工委系统。培正小学开办后,有十多名党员来校任教,他们来自不同系统的党组织,跟父母也没有横向联系。母亲说,那时候,党员教师之间从不谈论工作和时局,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知道。

办培正小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办工人夜校。由于地下党员已不可能去各工厂发动工人,夜校成了一条捷径,一方面培养教育工人,一方面开展工人运动,在工厂不便谈的话,在夜校里都好谈。夜校为沪东培养了工人运动的许多骨干。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节节胜利。上海实行灯火管制,勤新工人夜校无法继续上课,只得停办了。

这时候,新四军正从四周向上海合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华中局要求上海工委组织一支工人地下军,准备里应外合,配合新四军解放上海。

父亲被派去沪西的龙华飞机场和龙华水泥厂筹备工人武装起义。那时候,沪东工人地下军想方设法搞到了一些武器。他们把部分枪支弹药存放到培正小学,交由母亲保管,母亲把这些枪支弹药藏在华忻坊193号后门的楼梯下,在阁门上钉了块木板,并把木板全部涂黑。

沪东工人地下军藏枪处(照片来自《中国共产党杨浦(沪东)史》)

广大市民从美军飞机的频繁轰炸和日本鬼子失魂落魄的表现中,知道抗战即将胜利。地下党也行动起来,用各种方式宣传,动员大家一起努力,把日寇赶出中国去。那时,上海人把日本鬼子叫作“萝卜头”。有个地下党员就在工厂的厕所里挂只小萝卜,墙上画一把刀,写着“天快亮了,大家起来磨刀切萝卜。”

以“萝卜头”为题材的抗战宣传画

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上海各处,人群熙攘,鞭炮齐鸣。日本投降后过了几天,美军空运国民党军队接管了上海,上海地下党接到上级命令,取消武装起义。

1945年,上海地下党已经从抗战初期的600多名党员发展到2000多名,还有数以万计的积极分子分散在各行各业。地下党组织改组成六个委员会,分管工人运动(工委)、学生运动(学委)、教育界(教委)、文化界(文委)、警察(警委)和近郊。为了安全,各委员会都由华中局直接领导,委员会之间互不联系。父母留在工委,继续搞工人运动。

这时,迁到内地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也迁回上海,努力恢复女工夜校。到1946年,上海已有女工夜校六所,学生增至1000余人。因为勤新工人夜校已经停办,女青年会就在培正小学开办了第三女工夜校,这所夜校由母亲负责。

1946年秋,第三女工夜校来了一位刚从高中毕业的地下党员聂老师,她描述了初到第三女工夜校的情况:

“抗战胜利一年后的杨树浦,市面仍旧十分萧条。8路有轨电车过了八埭头,车厢里的乘客已寥寥无几。临近黄昏的马路上,冷冷清清,使人感到凄凉。当走进培正小学时,我却见到另外一番景象:狭小的教室里,坐满了青年女工,看上去年龄和我相仿,齐耳的短发,整洁的衣衫,一个个是那样纯朴……下课放学了,在一般的学校里,学生背着书包就跑,这里的许多学生,好像舍不得离开课堂,亲昵地围着老师,有说有笑地提问题,谈家常。第三女工夜校的负责人王老师(党员),等夜校学生走完以后,介绍我认识了其他两位老师。这个晚上给我的印象是,这里的学生有礼貌,守纪律,求知欲强。这里的老师,很热情,很诚恳,爱学生。”

小聂老师提到的王老师就是我母亲。

潜匿闹市之中的红色据点

从1942年一直到解放前夕,培正小学成功地掩护了沪东地下党的革命活动。沪东工委常在这里召开会议,工委领导也常在这里碰头,每次都由母亲为他们放风。

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迅速发展。到1946年底,党员增加到5000多人。培正小学成为地下党和解放区的交通中转站,有些受到国民党注意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常被安排到培正小学当教师作为过渡,再由交通员把他们带入解放区。交通员从解放区带到上海的同志,一般都在培正住一夜,第二天再分散到各处去。

在这看似宽松,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每天都在进行秘密活动。父母的责任,就是营造维护“宽松”的错觉。父亲不动声色,周旋于三教九流,游走于龙鱼之间;母亲灵活机智,胆大心细,保证来往人员的安全。他们是绝好的搭档,不但保证了地下活动的顺利进行,还把学校办得风生水起。

培正小学旧址(源自《杨浦时报》,摄于2013年)

考虑到培正小学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决定让父亲加入国民党,以便更好地掩护地下活动。可能父亲比较能干,几个月后,莫名其妙也被委任为国民党区党部委员。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这件事给父亲带来无尽的灾难。

母亲由于经常走访夜校学生,对杨树浦一带脏乱拥挤的贫民区,迷魂阵似的七拐八弯的弄堂,熟门熟路。跟学生拉家常,让她掌握了不少信息,厂里有哪些重要车间和部门,谁的阿哥在水厂看门,谁的表弟是纱厂主管,谁的阿姨在弄堂口卖香烟,这些看似无用的信息随时都可能变得有用。

在险恶的环境里,父母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出门注意有没有“尾巴”,别人多看他们两眼,就意味着多绕几个弯,多走几条马路,多穿几条弄堂,多换几部车。说话更是小心翼翼,应酬的话说得顺顺溜溜,却不带实际内容。带点敏感的文字材料,看完及时销毁。需要留下的文字,藏在棉袄的夹层里,鞋垫底下,包书纸和书之间,装满大米的米缸里,一丝不苟,不厌其烦,任何事情,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几位曾在培正小学共事的同仁合影:母亲(中)、教导主任范仲弈(右)、教师潘晓明(左)

经过五年的共同办校,父母终于走到了一起,1947年11月他们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了婚礼。没有拍结婚照,唯一留下的是一张由母亲填写的结婚证书。证书上父母的信息,除了姓氏和籍贯以外,名字年龄都不是真的。因此,那只是一张半真半假的证书。哪怕是在举办终身大事的大喜之日,父母依旧保持着外弛内张。

王中一事件

工委系统有三名党员在培正任教,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由市工委委员王中一直接领导。父母地下工作时期的朋友熟人见了面,常常会不约而同提到王中一。在上海地下工作史中,王中一是个绕不过去的人物,1948年,由于他的疏忽,大批共产党人被捕,其中有个曲折的故事。

1933年王中一在法商电车电灯公司(法电)当职员,同乡请他去管理层为一名叫丁锡山的卡车司机说情,丁驾驶的卡车撞上了法电的电车,被抓进了法租界巡捕房,王中一为丁求情,丁因而获释。丁锡山对王中一十分感激,称他为王大哥。

1937年抗战爆发后,丁锡山曾在老家奉贤组织游击队,跟日军交战多次。1939年在日伪军的胁迫下,丁锡山成为日伪和平军十三师的中将师长。因对日伪不满,跟下级军官商讨起义,被日军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囚禁在镇江。1944年新四军组织了一次武装劫狱,救出了丁锡山。出狱后,他去苏北抗日根据地参观了几个月,后又回到浦东,重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马丁行动总队,任少将副总队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计划把丁锡山部改编为交警总队,他十分不满,萌发了把部队拉到苏北解放区去的念头。为此,他带着自己的一名部下洪关康去征求王大哥的意见。王中一听罢,不再隐瞒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鼓励他拉着队伍去解放区。

丁锡山

丁锡山 1947 年到解放区后,入了党,并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1948年2月丁锡山率部乘船南下,由于叛徒出卖,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双方展开激战,丁锡山终寡不敌众,中弹牺牲。

丁锡山手下的那个洪关康趁着混乱逃到了上海,向国民党自首,主动请缨帮助捉拿共产党,戴罪立功。洪知道王中一是党员,但不知他住在哪儿,四处打听,得知丁的副官是王的妹夫,就对副官谎称,自己准备回解放区,却苦于找不到组织,希望跟王联系。

在1948年3月18日的地下党市工委会议上,王中一提出要与洪见面。工委主席张祺和工委委员陈公琪、毛齐华都不同意。在会上,王表示服从组织决定。但3月20日,王中一违反了组织纪律,擅自与洪见面,被特务当场抓捕。洪想带特务去王家搜查,就骗王说,你带国民身份证了吗?他们看了身份证就会释放你。

王信以为真,带着一拨人回家去拿身份证,特务在他家搜出几份地下党的工作报告和一份地下党员的名单,上有180多人。

王中一被捕的第二天一大早,警委系统就向地下党市委书记张承宗汇报了情况。张承宗立即通知了工委和其他系统,让可能在名单上的人迅速转移。可是,国民党也及时展开了大搜捕,因为这张名单,前后有125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父亲。

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合影(左起:吴克坚、张承宗、沙文汉、刘长胜)

生死考验的纸婚期

西方把结婚一周年称为“纸婚”,结婚才一年,婚姻关系薄如纸,需要小心呵护。父母婚后的第一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狂风巨澜,他们的关系却坚如磐石。

1948年3月20日,父母结婚才四个月。当时,组织上让父亲负责地下党员撤退去解放区的工作。那天,他去警察局老闸分局找一名地下党员商讨工作,不巧没有遇到,在回来的路上,转到王中一在八仙桥会稽街18号开的一家杂货铺,打算向他汇报情况。父亲到了杂货铺附近,已是晚上八九点钟了。他觉察到四周的气氛有点儿不对,没进杂货铺,转身走了,却被王中一年幼的女儿看见,她轻轻说了声:“叔叔来了。”守候在四周的特务当即把父亲抓了起来。

那天夜里,母亲突然听到楼下有人砸门,特务到培正小学来搜查了。母亲把正在刻印的文件藏在被褥底下,称病坐在床上。特务进来后,翻箱倒柜的,一无所获,最后拿走了几本书。

母亲估计父亲被捕了,第二天是星期天,学校里没人,母亲怕敌人再来搜查,把暗藏在华忻坊193号扶梯下的枪支弹药取出来,转移到201号的阴沟里,并销毁了所有可能引起敌人怀疑的文字书籍。

在党员登记表里,母亲写道:

“1948年,我爱人及上级领导被捕,我和党失去了联系。那时,我们办了一所小学,作为党的据点,半夜里特务到学校里来搜查抄家。第二天,有一位同志来联系工作,我告诉她已出事,叫她快走。她让我也走,先避避风头。我想,我不能走,要是走了,学校怎么办?这是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党的据点,同时更难和组织取得联系。要是不走,也有被抓的可能。考虑后,我决定挺下去,一方面我想好了口供预备给抓去,一方面我以家属名义出面主持学校。”

母亲的上线是父亲,父亲被捕后,就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地下党教委在培正有十多名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培正小学的教导主任。为了防止学校被封,母亲跟他商量后,把培正小学的校产造了清册,转移到校董会名下,母亲自任代理校长,学校工作照常进行。

父亲被捕后,一开始不知道被关押在哪里。不久地下党通过警委,得知父亲被关在四马路(今福州路)警察总局内,也弄清了王中一的名单上有哪些人。党组织让四马路一名狱警传递消息给父亲,名单上没有他,也没有培正党小组其他成员的名字。

那时候,地下党的纪律是,万一被捕,就是牺牲,也不能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王中一和父亲都是浙江镇海人,父亲被捕之后,就一口咬定是王的表弟,并通过狱警,把口供传给了王中一。

那年6月,母亲跟地下党失去联系两个多月了。一天,培正小学的一名教师(党员)让她第二天去外滩的中国银行见一个拎着旅行袋的熟人。母亲到了中国银行,见到了市工委委员陈公琪,就此恢复了党的关系。

因为工委一直在培正活动,母亲跟陈公琪很熟,陈公琪常像大哥一样关心她。当时,当局不允许探监,母亲怀着身孕,想到父亲生死莫测,悲哀难抑。为此,陈公琪特地为父母安排了一次短暂的“隔街相望”。

父亲被关押的牢房有一个靠街的窗口,对着一家居民的窗户。地下党跟这家人家联系,付了酬谢金,那家同意出借窗口半个小时,狱警把时间通知了父亲。于是,母亲隔着车水马龙的街道,见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父亲,他们无法对话,互相做了一些手势,绝大多数时间,就是默默不舍地远远相望。这是我知道的父母婚姻中最浪漫凄美的瞬间。那时候,他们结婚才半年多。

位于福州路185号的旧上海警察局大楼

当局见父亲和王中一口供一致,又抓不到父亲的任何把柄,同意无罪释放他,前提是必须有十家店铺联保。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这件事地下组织不插手,完全由母亲出面解决。她怀着六个多月的身孕,冒着酷暑,四处奔走。幸亏她娘家亲戚里有若干地主、工厂主、商铺老板之类的有产阶级,不久凑足了十家商铺。然而,一般人对保释犯人存有戒心,母亲多次游说恳求,方才办妥了联保。

过分劳累使母亲早产了,她在平民医院生下了只有七个月大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大哥。大哥生下来不足三磅,在暖箱里活了九天就夭折了。丧子之痛伴随了母亲的一生。

1948年9月,父母婚后的第十个月,父亲终于被释放了。母亲在警察局门口接到了脸色苍白的父亲,两人再见,恍如隔世,百感交集。

终于可以拍照了

父亲出狱后,无法继续开展工作,1949年1月地下党让父母撤离上海,去华中党校学习。他俩被编入“南下干部纵队”,准备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同年5月,父母随军南下,回到上海,双双被分配到上海市委组织部工作。

或许父母习惯了隐姓埋名,习惯了低调行事,习惯了不拍照的生活,拍照这件事儿在我们家难得发生。在母亲留下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照片中,几乎没有父母的合影,最后我终于找到一张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苏州与武文斌(时任苏州市公安局长)夫妇的合影。为了了解父母的历史,我托哥哥查找资料,他在张承宗的回忆文章里,发现父亲跟武文斌1944年一起参加过华中党校的整风学习班。原来这是老同学重聚合影留念。

从左至右:武文斌、父亲庄健安、武文斌爱人、哥哥、母亲王行

父亲、母亲、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人,都已化为尘埃,回到了无垠苍茫的宇宙中。为了看到年轻时代的父母,我竟然有幸从历史记录中,从老一代人的回忆文字中,捕捉到了他们的身影、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执着、他们的时代。父母虽然没有留下年轻时代的照片,却给我留下了无价的精神启示:人生的意义在于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参考文献(按作者姓氏拼音):

[1]陈毅敏:沪东地区的红色堡垒。上海档案信息网,2020年。

[2]方俊:《往事追忆》。河北: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机关文印中心,2006年。

[3]《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激流网,2017年。

[4]刘宇: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和“三勤”政策,《学习时报》,2020年。

[5]毛齐华:《风雨征程七十春》。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6]彭秀良:《社工史话:沪东公社》,社工中国网,2014年。

[7]张祺:《中国工运纪事》。上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8]张承宗:华中局城工部三年,《文史资料选辑,34》。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9]赵晓阳:《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心》。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 2013年。

[10]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党史办公室:《播种、育人、战斗——沪东地下党领导的工人夜校》。上海: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党史办公室,1996年。

[11]中国共产党杨浦史编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杨浦(沪东)史,1921-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杂志编辑:王良镭、李红

新媒体编辑:梨央、小瀛洲

原标题:《他们从暗夜走来:上海隐姓埋名的“地下工作者”们,为什么很少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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