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狂生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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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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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活字文化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别署西樵山人、天游化人，世称南海先生，广东南海人。清光绪举人，授工部主事。近代政治家、维新派首领。

清末维新变法派主要发起者之一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图：康有为（局部）任惠中绘

许知远认为康有为是梁启超生命中遇到的最富有魅力、最强有力的人物。他的才华和个性，学识和想象力吸引了梁启超等一批广州读书人。他创建的万木草堂成为知识传授中心和新的变革中心，而那里的每个学生都是组织者与行动者。

“与许多人一样，我曾崇敬康有为，将他视作伟大的革新者，然后又怀疑他，他那些夸大其辞的表达，很容易让人怀疑他不过是一介狂生。”许知远说，“不过，我也深知，这赞同与反对，都是浅薄的。倘若我不能将自己置身于相似的环境中，充分地想象他的精神世界，这理解必然是片面的。”

《青年变革者》是梁启超传记三部曲的第一部，集中讲述梁启超从求学直至遭遇戊戌政变前夜的早年时期。此刻的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出场，是历史的配角。甚至可以说，他被狂生康有为遮蔽在下面了。

恰逢康有为诞辰163周年。活字君与书友们共读《青年变革者》中“狂生”一章。通过许知远的笔触，回到康有为讲学的万木草堂。他如大海潮音，如狮子吼，带给青年变革者们初见时全方位的震撼。

狂生

本文节选自《青年变革者：梁启超 1873—1898》

文｜许知远

许知远

作家、单向空间创始人。他出版的著作包括《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游荡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新闻业的怀乡病》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韩语、英语与法语。他创办的单向空间是中国著名的独立书店，他也是《东方历史评论》主编，同时还是广受欢迎的谈话节目《十三邀》主创。

一

俯瞰广州（1880年代）

长兴里是一条短短的、毫不起眼的小街，甚至没有出现在广州城坊志中。向北走上几十米，就是热闹非凡的惠爱街，总督府、城隍庙、巡抚衙门、学宫沿街而立，撑起“广府第一街”的名号。

邱氏书屋是长兴里上的一座三进的院落，中院种有两棵玉兰树，邱家的祖宗牌位位于里院。书屋建于嘉庆年间，像广州城内很多宗祠学堂一样，专为本姓家族士子应试而建。当他们从广东各地赶来省城，参加府试与乡试时，可以落脚于此。⊃1;

这里也是对外出租的商业空间。1891年初，康有为租下其中的一间，开设了自己的学馆。这个决定与陈千秋、梁启超相关。在醍醐灌顶式的相遇后，两人决定执弟子礼，请康有为开馆教学。三水人徐勤的到来加速了这个进程，他忠厚慷慨，家道殷实，愿以家财支持。这家书馆空间窄小，生徒寥寥，名字也平淡无奇——长兴学舍——不要说学海堂、广雅、粤秀、粤华书院，就连那些专授科举的“小馆”也比不上。这个小小的院落与朴素的名字之下，却有一颗辽阔（或许过分辽阔）的雄心，要“思圣道之衰，悯王制之缺，慨然发愤，思易天下”。⊃2;

对于康有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开始。仅仅一年前，他还处于壮志未酬的愤懑中。顺天乡试落榜，上书又未达天听，他把北京描述成典型的衰世，“人才之凡下，气节之萎靡，学术之荒芜，人情之媮惰，为自古衰世之所无”。他不满于学术界的风气，认为“朱学穷物理，而问学太多，流为记诵；王学指本心，而节行易耸，流于独狂”；⊃3;他向往的人物是东汉的陈蕃、李膺，宋代的司马光、苏东坡，明末的东林党人，这些人都以道德理想主义对抗时代的堕落，可惜如今再难出现了。

他感到前途迷惘，对朋友感慨地说，自己“无土地，无人民，无统绪，无事权”，只能以教书为业，又觉得“为文词则巧言以夺志，为考据则琐碎而破道”。想教授天文，“无三十五万金所筑之高台，二十五万金所购之千里镜”；考察舆地，“则足迹不能遍行地球以测绘之，财力不能遍购地图以参核之”。⁴

回广州后，他试图开馆授徒，却因无举人、进士功名，招来嘲笑，好事者甚至在告示旁边用淡墨写上：“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乎？”⁵如今有了独立言说的空间，还有了虔诚的追随者，他受此鼓舞，洋洋洒洒地写就《长兴学记》，陈述自己的教育主张。他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四项为教学纲领。纲领之下是具体规范，比如“志于道”分为“格物”“克己”“励节”“慎独”，分别代表着对知识的追求、对气节的塑造、是非之判断、内在道德要求。“据于德”则分为“主静出倪”，取自陈白沙的“于静中养出端倪”，从个人心中看到这个世界；“养心不动”是要养成从容、浩然之气；“变化气质”是培养一种高度的教养；“检摄威仪”则是对外在仪态的重视，也是内在的延伸。“依于仁”包括“敦行孝弟”“崇尚任恤”等，皆为对他人之同情与爱；“游于艺”分为“礼”“乐”“书”“数”“图”“枪”，是古代六艺之学对智力与体格的要求。

课程分类同样新颖，分别是义理、考据、经世、文字四课。义理之学含有孔学、佛学、先秦诸子学、宋明理学、西方哲学，考据之学有中国的经学、史学、万国史学、地理学、数学、格致学，经世之学有政治学、中国政治史、万国政治史、政治应用与群学，文字之学中既有中国辞章学，又有外国语言文字学。在校内，康有为要求他们每月初一教授演讲课，每天交日记，涉及养心、修身、接人、执事、读书、时务六项；在校外则每隔日就要有体操，并鼓励学生外出游历。

这个教学纲领延续着礼山草堂的风格，追求对人格的塑造，强调知识传统的兼容。康有为也添加了新内容，要求学生学习外国政治、风俗、科学，以便理解正在变化的世界。他尤其重视德育，因为这正是君子理想的延续，而且实践仁慈与宽恕的精神，在艺术中寻找欢乐，磨砺气节，会赋予人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些纲领、课程及书院与学馆都不大相同，既不专注于八股应试，亦非考据功夫。梁启超日后将这套方法理解成现代意义上的德育、智育与体育。但康有为尚未骄傲到忽视八股训练，在学记中，他特辟一小节论“科举之学”，就经义、策问、诗赋、楷法四项作出论述。他的制艺文章颇见功力，私下里或许还在为自己的屡试不售愤愤不平。

对梁启超这样的少年，长兴学舍的学纲与课程固然富有新意，但康有为的个人魅力才是关键所在——除去与众不同的知识结构，他更有一种演讲天才。当时的山长、馆主可能不缺乏轻狂的名士派头，却很少善于演说，只习惯在纸面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康有为恰好相反，当面对人群时，他尤其激情四溢。有一次在翰墨书馆代课时，他“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一席既终，学生咸互相骇愕，以为闻所未闻”。据说因为那次代课，“渐有至其处执经问难者”。⁶

“学术源流”这门课完美地展现了康有为的魅力。从儒、墨、法、道等到宋代的理学、清代的考据学，从王羲之书法到唐诗中的李白、杜甫，康有为试图将这些思想与人物都纳入一个历史框架，给予历史性的解释。他的眼界也经常跨出边界，把自己一知半解的西方知识讲述给学生。他提到《圣经》中的大洪水，人类可以上溯到五千年；地球是圆的，“凡圆转于空中者，无不圆”；如果换算成中国的纪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明朝嘉靖五年的发现；地下五十里煤之下，有大兽骨；墨西哥挖掘古城，其中有文字；苔又为生物之始；落基山有天文镜甚大；印度没有冬天，伊斯兰教则没有闰月......

他用新视角来解释中国历史，尧舜就像今天的土司头人，各大土司变成了诸侯国。除去江南制造局的西学译书，佛学也是重要的参照体系，他说地球是从太阳产生，月球又是从地球产生，昆仑山则是地球之顶，上面有四大金龙池，一条流入俄国，一条流入波斯、印度，还有一条黄河流入中国......⁷

对于长期被禁锢于八股、辞章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一个知识的迪士尼乐园，它把你头脑中支离破碎的知识置于一个脉络中，还提供一个闻所未闻的新图景。没人有能力深究这些过分混杂的知识正确与否，首先会沉醉于快感中。“讲者忘倦，听者也忘倦”，梁启超回忆说，“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退省则醰醰然有味，历久而弥永也。”康有为更有一种忧患意识，每谈及国事危难、民生憔悴、外侮到来，“辄慷慨欷歔，或至流涕”。这给年轻人带来使命感，“凛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逸”。⁸

这是梁启超大开眼界的一年，自称“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并迫不及待地要将新体验分享出去。在长兴学舍度过几个月后，他与陈千秋回到学海堂，几乎每天都“大诋诃旧学，与长老侪辈辩诘”。⁹

辩论不仅是自我炫耀，更可以招朋引伴。在陈千秋、梁启超与徐勤之后，韩文举、梁朝杰、曹泰、麦孟华、王觉任先后加入长兴学舍。这缘于康有为的吸引力，也是梁启超、陈千秋的劝说。麦孟华来自顺德，样貌俊美，善于诗词，风格“婉约深秀”，他只比梁启超小一岁，两人尤为亲近，以梁麦并称，“相将顾盼惜毛羽，睹者辄比双凤鸣”。⊃1;⁰番禺人韩文举是明末烈士韩上桂的后代，一位商人之子，他心仪东晋时扪虱而谈的王猛，自命为“扪虱谈虎客”。林奎是新会人，性格颇为仗义，尤善臧否历史人物。陈和泽是康有为的远亲，喜欢追问各种问题。东莞人王觉任是最年长的一位，生于1860年，仅比康有为年轻两岁，他心思细腻，自尊自爱。最年轻的梁朝杰来自新宁，加入长兴学舍时只有十四岁，以过目不忘、沉迷佛学著称。

南海人曹泰再好不过地表现了学舍弟子的特性。梁启超与陈千秋在广州街头闲逛时，看到一家翰墨池馆，从门缝中看到一副对联：“我辈耐十年寒，供斯民衽席；朝廷具一付泪，闻天下笑声。”他们被对联的气魄感到惊异。曹泰正是对联的作者，随后也进入长兴学舍。⊃1;⊃1;

这些年龄相仿、个性不同的少年，是一个微缩版的珠三角精英群体。他们头脑敏锐，脾性怪异，彼此找到了共鸣，都能体会到被康先生当头棒喝的震惊感，成为最初也最忠诚的追随者，被外人称为“长兴里十大弟子”。

康有为是父、兄的混合体。他鼓励学舍的自治与参与性，学舍每年设立一名学长，挑选秀异与负有威望的学生，督促其他人的学业，也在老师缺席时讲学。尽管梁启超日后最有成就，在当时却并非最受青睐的学生。陈千秋成为第一任学长，一直到他离世都最得欣赏与信任。曹泰以天资著称，他与陈千秋最能领会康有为，并称为学舍的龙与象。每当康有为讨论新理念，陈千秋是最理想的讨论对象，二人“辨析入微”，梁启超则只能“辄侍末席，有听受，无问难，盖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对于康钟爱的佛学，他插不上话，遗憾自己“夙根浅薄，不能多所受”。⊃1;⊃2;

学舍是一个亲密的共同体，弟子们隔三岔五就一起游逛，足迹遍至越秀山上的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镇海楼。他们赏月、闲谈，讨论白天的所学所感，彼此热烈争论。如果康先生同往，野外就变成了课堂，众人“拱默以听”；倘若先生不在，则“主客论难锋起，声往往振林木；或联臂高歌，惊树中栖鸦拍拍起”。⊃1;⊃3;夏日时分，他们租船出游珠江，游到江中饮酒、吃夜宵、畅谈。珠江游船如织，最豪华的紫洞艇只要一元，更有无数小艇穿梭其中，兜售食物，“艇仔粥”尤受欢迎。⊃1;⁴

二

康有为和梁启超合影

与其他学馆更为不同的是，长兴学舍弟子还有机会参与编纂书籍。朱次琦述而不作，康有为却是一个狂热的书写者，他邀请弟子成为合作者，收集资料、校对文稿，或许还参与初稿写作。

对于康有为，这是个高产的年份。在完成了《长兴学记》五个月后，《新学伪经考》付诸刻印。全书规模惊人，共十四个章节，超过二十万字。陈千秋、梁启超是编检，或许还撰写了一些章节，韩文举与林奎校对史料。出于对陈千秋的显著偏爱，康有为邀请他撰写后记。

这是梁启超首次参与一本书的创作，或许就像初逢康有为那样，满是颠覆式的震惊。“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新学伪经考》以这样大胆的判断开篇。⊃1;⁵

这判断背后是学术界正发生的戏剧性变化，今文经学迅速兴起，挑战既有的学术秩序。这一切源头要回到六经，也就是传说中孔子整理的六本典籍，即《诗》《书》《礼》《易》《乐》与《春秋》。因《乐》经佚失，六经后来变成了五经。自汉代以来，不管朝代如何更迭，它们都被视作一切智慧的源泉，从安邦定国到个人规范，皆能提供指导。对它们的研究、注释则被称作经学，比如围绕《春秋》，就产生了《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这三种诠释性的著作。

历代统治者依赖教化来控制社会，经学成为“为国家特权合法性辩护的具有意识形态封闭性、排他性的系统”，而“皇帝、朝臣、军官、士绅都借经典为他们对公共及私人事务的垄断辩护”。⊃1;⁶同时，经书语言模糊，不同时代产生不同的诠释者，按照自己所处环境重新理解。南宋时，大儒朱熹从《礼记》一书中取《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为之作注，成《四书章句集注》。元以后，四书成为学校制定教材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占据着读书人知识生活的中心。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争端要回到秦汉之际。秦始皇焚书，将民间所藏《诗》《书》等典籍烧毁；项羽火烧咸阳，秦官方藏书也付之一炬，先秦典籍损失严重。汉初，一些学者靠口耳相传讲述儒家经典，当时的人用通行的隶书将之记载下来，故被称作今文经。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毁坏了孔子家宅，在旧宅墙壁内发现《尚书》《礼记》《孝经》等经书，是用战国时的篆文写成的，因此被称为古文经。

今文学重“微言大义”，讲求在经文中发现现实政治意义，曾长期被立于学官，占据优势地位。汉哀帝时，刘歆奏请将《左传》《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也立于学官。当王莽篡位改国号为“新”时，刘歆的期望成为现实。新朝只持续了十五年，刘秀恢复的汉室重新将今文经尊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此后，今古文经陷入长久的争论，且与政治权力纠缠一起，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

清初，学者治学偏重考证、训诂，考据学成为主流，乾嘉时达到顶峰，而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很多学问过于琐碎而远离现实。在此背景下，借助“公羊学”讲求“微言大义”的常州学派在18世纪末开始崛起。这一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就是庄存与。

庄存与对和珅时代的腐败充满愤怒，借由重新诠释经书，表达自己的政治不满，其中《公羊传》是他依赖的主要典籍。信奉《公羊传》的今文学派认为经典中蕴含着道德褒贬，将之视作某种政治哲学，何休的《公羊解诂》正是这种论点的代表作。

庄存与试图在《春秋》中找到着力点，在严酷的文化环境中发挥自己的理念：上天制定了世界的秩序，圣人则将它表述出来，人有义务参与治乱，儒生要用行动纠正危机。他看重《公羊传》中的微言大义。庄存与还有一位才智非凡的外孙刘逢禄，用一种严格的考据法将学说发扬光大，在他的几本著作中，都将何休公羊论中“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绌周王鲁、受命改制诸议，次第发明”。⊃1;⁷

“张三世”表明历史的进化，从“乱世”转向“升平世”，最终通往“太平世”。何休相信，孔子在《春秋》中藏有对产生“大一统”的升平世的叙述。⊃1;⁸“通三统”则代表着三种制度形式，以红、白、黄三色代表，例如夏代是“黑统”，商代“白统”，周为“赤统”。朝代更迭意味着承天命、改正朔、易服饰、定国色，也意味着任何朝代都不会长盛不衰，上承天命的新王朝会取代失去天命的旧王朝。

刘逢禄有位著名的外甥龚自珍，天才般地将公羊学精神带入时事评论中，那些尖锐言辞是对沉闷时代的最佳反抗。公羊学形成一个若隐若现的传统，它言辞模糊，足以接纳不同的解释方式，尤其吸引那些心灵敏感之人。由它生发出的意义世界，则可能应对越来越复杂的时代环境。

康有为属于这个传统，却比任何人都走得远。《新学伪经考》宣称凡是汉代刘歆力争为之设立博士的经书——《周礼》《仪礼》《左传》《毛诗》——都是伪造的。刘歆为了取悦王莽，伪造经书确认篡位者的合法性。“新学”得名于王莽篡位后设立的“新朝”。两千年来的经学家都错了，他们不该奉“伪经”为真旨。孔子真正的精神被埋没，藏于烟雾中，以至于“天地反常，日月变色”。⊃1;⁹

康有为的“宣言”无疑具有颠覆性。但这套惊世骇俗的学说未必是康的，他似乎刻意忽略了四川人廖平的影响。作为王闿运的高足，廖平孜孜于今古文之争，他的《知圣篇》与《辟刘篇》早已做出相似的判断。很有可能，康有为1888年在北京读到了这些作品。一年前，廖平途经广州，与康有为相互拜访，后者还写了一封不客气的长信，斥责他“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2;⁰但仅仅一年之后，这本新著大量沿袭了廖平的思考。“倚马成书，真绝伦矣”，廖平日后讥讽说。⊃2;⊃1;梁启超以后倒是大方地承认了廖平对自己的影响。

在梁启超看来，《新学伪经考》不啻“思想界的大飓风”，“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否定带来解放，规范被打破带来自由。他了解这种论调，长兴学舍弟子入门的第一本书就是《公羊传》，康有为更是着力把孔子描绘为另一个形象：他不是一个历史记述者与教育者，本身就是一位制度设计者、伟大革新者、一个无冕的“素王”；他洞悉一切，有扭转乾坤的行动能力，借《春秋》描绘了一整套政治制度。

梁启超对康有为的写作风格略感不安，曾对陈千秋私下抱怨老师的武断，“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从我”。但这种“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的风格，其实正是康式魅力的核心。⊃2;⊃2;

在1891年的广州，一些读者觉得这些不过是狂生之言。“五经去其四，而《论语》犹在疑信之间，学者几无可读之书”，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表达了这种不安。这位浙江义乌人求学于诂经精社，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也是清流派一员，因弹劾李莲英被降职，被张之洞聘为广雅书院的山长。朱一新意识到时代之困境，却笃信应靠“正人心，端学术，济时艰”来应对。他将自己的讲义命名为《无邪堂答问》，他觉得康有为不无“邪”之可疑，是在以“伪经”的名义摧毁经学传统。

他也吃惊康有为竟然为秦始皇辩护，在康有为眼中，秦始皇不再是个焚书坑儒的暴君，而是孔子的支持者。当康有为送他《旧约》时，疑虑更是大为增强。康有为将今文学、古文学的争论类比为《新约》与《旧约》之分，西方富强全因《新约》取代了《旧约》，今文学是中国急需的《新约》。这个类比还暗示，康有为自己正是中国的马丁·路德。

朱一新说康有为神化了刘歆的作用，“仰尊孔子，阴祖耶稣”，劝他不要“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因为很可能“惑经之风于是乎炽”。康有为辩解说，自己的教学是“求义理于宋、明之儒，以得其贯通，兼涉外国政俗教治，讲求时务，以待措施，而皆本之孔子之大义以为断”，还寄了弟子们的十二册札记给朱一新，以表明自己“不敢以考据浮夸领率后生。......盖皆宋儒之遗法，非敢薄之”。他对自己的教育实践也颇有自得：“门人兴起者，亦颇有人（虽未能大治身心，亦颇淡荣利）。”⊃2;⊃3;

这场充满破绽的论证颇能展现当时的思想气氛。朱一新代表严肃学者，忧虑“异教入侵，圣学衰微”，康有为则是为“以夷变夏”开启了大门。朱一新高估了康有为的西化程度，在给另一位学者洪右臣的信中，康有为承认“泰西之政，比于三代，犹不及也”。⊃2;⁴

注释：

1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

2 康有为《长兴学记》，“陈千秋跋”，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 351 页。

3 康有为《与祁子和总宪书》，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 240 页。

4 康有为《与沈刑部子培书》，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 238 页。

5 吴敬轩《康圣人的故事》，见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北京: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169 页。

6 吴敬轩《康圣人的故事》，见《追忆康有为》，第 170 页。

7 康有为《万木草堂口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4 页。

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8—19 页。

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7 页。

10 陈汉才《康门弟子述略》，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0 页。

11 梁启勋《“万木草堂”回忆》，见《追忆康有为》，第 194—195 页。

1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7 页。

1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8 页。

1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9 页。

15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 · 述叙》。

16 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 236 页。

1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113—114 页。

18 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第 169 页。

19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 355 页。

20 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149 页。

21 廖平《经话甲编》，卷二，转引自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 715 页。

2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 118—119 页。

23 两人论争过程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 314—336 页。

24 康有为《与洪右臣给谏论中西异学书》，见《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 3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