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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画诗的源流

题画诗的源流

  腊梅山禽图 (绢本设色) 宋 赵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题画诗是中国画中独有的艺术形式,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虽然诗词与绘画各为不同的艺术范畴,各有其特点,不可替代,但两者相结合产生的新艺术形式,给人们更丰富的想象力与美感。

  清代书画家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说:“高情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之。”在中国画的空白处,画家题写诗词,抒发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对事物的见解,这种诗就是题画诗。

  诗与画,本是两个不同的艺术形式。诗以言表达,画以形表达;诗以表意为重,画以达境为长。诗因画的境而增色,画因诗的意而生辉。

  苏轼在《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他指出,王维既是诗人又是画家,不仅能诗善画,而且善于将诗转化为画,将画转化为诗。王维的诗歌、绘画创作都以格调清新示人。王维的诗中有很多充满画意的诗句,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等。《宣和画谱》认为王维的诗句:“落花寂寂啼山鸟,杨柳青青渡水人”“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皆所画也。

  在唐诗中,这类诗句比比皆是。如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杜甫的“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杜牧的“十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李贺的“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等等。这些诗虽充满了画意,但并不是题画诗。

  王维不仅擅长写诗,也擅长作画。他的画被誉为“画中有诗”,只是没有作品流传下来。米芾在《海岳论人物画》中说:“王维画《小辋川》摹本笔细,在长安李氏,人物好,此定是真。若比世俗所谓王维全不类,或传宜兴杨氏本上摹得。”又说:“文彦博太师《小辋川》,拆下唐跋,自连真还李氏。一日同出,坐客皆言太师者真。唐张彦远《名画记》云:‘类道子。’又云:‘孙图仅有之,余未见此趣。’” 米芾在分析宋代所见的王维画作时,谈到看见不少作品,估计有一些是仿品。

  “云峰石色,绝迹天机,笔思纵横,参于造化。”是前人对王维绘画的高度评价。

  在古代,看一幅画有没有诗意,也有以考试形式出现的。宋代在历史上首先设立了画院。相传先后有六次以诗作画的考试。如“踏花归去马蹄香” “竹锁桥边卖酒家”等。有记载的两次是宋徽宗亲自出题考试,选拔优秀画家入画院。他以诗句为题,请学生根据题意画画。宋徽宗曾出一题:“乱山藏古寺”,该诗句选自宋代书画家杨无咎的《玉烛新·荒山藏古寺》。许多考生画的是露出塔尖或大殿的鸱吻,或者是殿堂,没有“藏”意。而第一名画的是满幅荒山,露出一支佛寺的幡杆,表达“藏”意和“古寺”。

  齐白石画的命题画《蛙声十里出山泉》是大家熟知的故事。他以重墨画出山涧,溪流湍急,六只蝌蚪顺着山泉缓缓而下,画面上没有青蛙,却将隐在山涧后面的蛙声巧妙地表现出来。

  实际上,这幅诗画合璧的作品是齐白石与老舍共同创作的。

  舒乙回忆说:“1951年,老舍选了苏曼殊的四句诗句,向老人求画。老人很漂亮地完成了四幅画作,裱出来挂在寓中客厅西墙上,满壁生辉。之后,老舍又找了四句表现难度更高的诗句再度向老人求画,其中最难的就是查初白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和赵秋谷的《凄迷灯火更宜秋》。”

  2011年,北京画院的一封信披露了这段惊人的史料,原来老舍在求画的同时,还主动提供了其绘画构思。其中关于怎么画《蛙声十里出山泉》,老舍用红毛笔写道:“蝌蚪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

  宋代晁补之在《和苏翰林题李甲画雁二首其一》中说:“画写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

  宋代之后,题画诗逐渐增多。比如苏轼为好友惠崇和尚画的《春江晚景》题诗:“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就是标准的题画诗,如今画已不在,但诗却流传了下来。这首诗是否题在画面上,还无法考证,因为当时并没有在绘画作品上直接题诗的习惯。

  在绘画作品上题诗,始于北宋末年。现存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的《腊梅山禽图》上有自题诗:“山禽矜逸态,梅粉弄轻柔。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而赵孟坚《墨兰图》上的自题诗:“六月湘衡暑气蒸,幽香一喷冰人清。曾将移入浙西种,一岁才华一两茎。”表现了作者孤傲的情怀。

  不仅有自题的题画诗,也有他人题写的题画诗。宋徽宗的《听琴图》上就有蔡京的题画诗:“吟徵调商灶下桐,松间疑有入松风。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

  南宋画家马麟,擅长人物、山水、花鸟。宋宁宗皇后杨氏在其《层叠冰绡图》上题诗:“浑如冷蝶宿花房,拥抱檀心忆旧香。开到寒梢尤可爱,此般必是汉宫妆。”

  清孙承泽的《庚子消夏录》中记载:“马远,在画院中最知名,余有红梅一枝,蒨艳如生,杨妹子题一诗于上。按:杨妹子者,宁宗恭圣皇后之妹,书法类宁宗。凡御府马远画,多令题之。”明确了在南宋时期,已经有了在绘画作品上题诗。

  元代书画家管道升曾奉皇太后旨意画梅,并题诗其上,诗云:“雪后琼枝懒,雪中玉蕊寒,前村留不得,移入月中看。”

  清钱杜的《松壶画忆》中记载:“画之款识,唐人只是小字,藏树根石罅,大约书不工者,多落纸背。至宋始有年月记之,然犹是细楷一线,书无两行者。惟东坡行款皆大行楷,或有跋语三五行,已开元人一派。” 唐、五代以前,在绘画作品中,留款的不多,且在树根石罅下,即使苏东坡以大行楷行款,也没有在绘画作品上写题画诗。

  元代以后,题画诗才逐渐多起来,但一般只是在空白处题诗,并没有将题诗融入画面之中。直到明清时期,文人写意画开始盛行,将诗书画融为一体成为艺术潮流。不仅在画面上题诗,还需要具有相当的书法水平。

  题画诗在中国画中不仅要服从画面的布局,也是其章法的一部分,在虚实中给予绘画内容及形式的补充。

  清代书画家孔衍栻在《石村画诀》中说:“画上题款诗,各有定位,非可冒昧,盖补画之空处也。如左有高山右边宜虚,款诗即在右。右边亦然,不可侵画位。”

  明清之后,画家们认为好的书法题诗,可以为绘画增光添彩。诗书画三绝,为此时文人的艺术追求。如八大山人、徐渭等极为重视题画诗的书写及其对画面的经营。而到了清末,画面主体与题画诗不仅遥相呼应,也包括印章的数量和位置,都是画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诗书画印成为文人画新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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