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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创造力的源泉

传统文化是创造力的源泉

  近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科技史专家董光璧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一部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简史,被收录在“未名·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丛书”当中,它主要论述了中国科学事业的三大转变,并对科学与社会、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

  记者:你在最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科学》的序言中介绍,该书主体是根据1997年出版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的导言、结语和导论集结成书的,经过这10年的时间,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内容是否发生了一些改变?

  董光璧:其实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在20年前就开始撰写了。1987年,我承担了“近科学技术史”这一课题,当时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条件做这个课题,因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资料并没有被整理出来。所以当时花费了近5年时间,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作了一些了解,在1991年出版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这个《论纲》也是为后来出版的集体编著的《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而撰写的详细提纲,被纳入作为该书的导言和结语以及各卷的导论。

  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杨书谰约我写一本《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我用一年的时间写了一个新版本,主要从理工农医四大领域对科学成就进行表述。但感觉其中有些内容不容易把握,因此,我将《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中的导言、结语和三卷的导论集结,修改为《二十世纪中国科学》的主体,附以我近几年所写的3篇论文。

  可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资料仍然积累不够。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实际上是一部事业史,因为中国科学还不能跟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相提并论。《二十世纪中国科学》一书的内容也基本没有修改,主要从宏观上论述了中国科学事业的三大转变,在书中,我也没有按照朝代来划分,而是以中西文化的接触、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和1956年的科学规划为3个起点,这样可能比较清晰一些。

  记者: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发展的三大转变,体现了科学与社会在中国历史中的相互作用,同时你指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当今中国最迫切的问题。那么,你认为如何才能做到协调发展?

  董光璧: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理论上也不是很明确,大家说法不一,缺乏共同的认识。同时,在实践上也有过各种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很难总结出明确的结论。但从宏观上看,我个人是有些想法的。

  在科学史研究中,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启发性的原理,就是“社会中轴转换原理”。一直以来,历史发展的阶段以经济学划分为原始主义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主义社会。从物理学角度看,几种基本力维系着自然界,同理,在人类社会中,我们也可以设想道德、权势、经济、智力和情感是维系人类社会的5种抽象的基本力,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其中的某一要素成为社会结构的中轴,也就是说,社会形态取决于社会的中轴结构。

  对比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原始时代的道德社会、农业文明时代的权势社会和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社会。现在,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正在走向科业文明时代的智力社会,或许今后将最终进入人类的理想社会情感社会。

  “社会中轴转换原理”是一个启发性的原理,我们可以想象历史的车轮在换轴,通过一个社会围绕哪个基本力在转,就可以基本判定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

  记者:如果依据“社会中轴转换原理”,你认为中国当前处在什么样的时代?应当如何看待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时代?

  董光璧:中国的落后不是在权力社会,而是在权力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市场和科学是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下的主要标志,而我们经历的这一转变比较晚。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际上当时的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从经济社会到智力社会的转变,可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相差一个周期,这也是我对历史叙述的一个基本框架。中国的现代化是对欧洲现代化的一种模仿,欧洲的现代化是从思想到制度再到器物,而我们正好相反,从器物的模仿到制度的改革再到思想的转变。同时,从时间上看,欧洲的转变用了500年,而我们只用了100年,并且这种转变还在反复进行之中。

  记者:《二十世纪中国科学》的附录中收录了你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发表的《尊重传统,创造未来》等3篇重要文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发展的问题作了阐述,这些观点是否可以看作你对20世纪中国科学的最新观点?

  董光璧:这3篇文章可以代表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看法。至少10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批判传统。我认为,当时批判传统是正确的,但从当代来看,批判传统则是一种推卸落后责任的做法。在阐述传统重要性的问题上,我主要发挥了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和韦尔斯的历史学理论,他们从历史总结出来,文明就是对自然的挑战作出适当的应变。在任何时代要想发挥创造性,对外来的压力都要有正确的对待。

  新的文明只能在文明的进展演变与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我们总说自己的文明多么伟大,把谁都同化了,同化是一种文化的力量,但更重要的是创造新的文明,同化力不是创造力。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不应是强调同化力,而是强调如何发挥创造力,而传统则是发挥创造力的最大潜力所在。

  韦尔斯曾经指出,工业文明是在游牧文化和农工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中产生的,中国在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中没有产生工业文明,这是一大遗憾。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理论从基本思路上就丢弃了传统文化,这将使我们同化到现在的工商文明中去,从而走上模仿、复制别人的道路。我认为现代化忽略了传统,是当代中国缺乏创造力的一个主要问题。

  董光璧:传统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我们不能回避文化冲突,我们只是在文化冲突中通过文化选择实现创造性。针对当前的一些争论,我不太同意精华、糟粕和批判、继承的说法,因为继承本身就是模仿和复制,教育实际上实现的也是这种功能,要想通过教育发挥创造性是不可能的,教育只是把传统延续下来。因此,不应把实现创造力的愿望寄托在教育上,而关键在于重视变异,特别是在文化冲突中产生的变异。重要的是变异总是会有的,而对这种变异的思想我们是否接受?如果没有思想自由的话,就不可能产生新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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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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