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玉 让-皮埃尔•多松：田野存疑：社会-文化人类学之未来

　　让-皮埃尔·多松（Jean-Pierre Dozon），法国人类学家，法国发展研究院荣誉研究主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学术主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非洲研究所主任。

　　【译者简介】佘振华，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民族学与比较社会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巴黎十大人类学系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法国人类学等。

　　【摘要】2019年9月29日，法国人类学家多松教授应邀访问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研究所。本文依据9月30日多松教授为四川大学师生所做讲座的内容，由现场翻译佘振华整理而成。演讲者首先回顾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历史。他认为，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主要著作是一系列基于长期田野考察而写成的族群志，它们都诞生于特定的背景，即与被研究族群和文化相比，西方世界或者说欧洲元素或多或少地占据着主导地位。之后，多松教授进一步审视知识与权力的紧密联系，以及人类学及其田野考察方法被批判的方式。他认为，即使在今天，人类学是否能够真正地了解人类族群与文化有时也受到质疑，而这正体现了族群的特点及其自身的生存方式。

　　【来源】本文为多松教授2019年9月30日应邀在四川大学做的学术演讲稿，由佘振华根据现场录音翻译整理而成。文内小标题系译者为方便读者阅读而添加。文章刊于《文学人类学研究》辑刊，2022年，总第6辑，推文有所订正。

　　人们普遍认为，作为学科的人类学，旨在洞悉人类想象和实际建立之诸多社会文化世界的多样性；而作为田野成果的民族志，则是尽可能系统地研究上述某个社会文化世界，从而为人类学提供养分。因此，这种由理论知识和经验方法共同造就的认识型（épistémè）出现在19世纪末，发展于整个20世纪，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

　　当然，我们知道对其他文化、习俗或生活方式的好奇心，可以追溯得更久。至少在15世纪，旅行者、探险家、商人和传教士已经留下了一整套文字记录和当时所谓的纪行。对于人类学，或者更广泛地说对于后几个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来说，它们是非常有用的档案。另一方面，并非只是西方表现出这种好奇心，因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旅行者也都留下了许多编年史和回忆录，尤其是关于非洲萨赫勒族群的记录；印度尤其是中国旅行者也是如此，借助印度洋上广阔商路的发展，他们留下了对当时伊朗和东非沿海地区的重要记录。

　　人类学学科绝大部分首创者都是西方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他们为该学科提供了最初的概念框架。比如说，我会想到其中一位伟大的创始人埃米尔·涂尔干。但是，涂尔干在谈及社会科学的时候并未像后来人们所做的那样把人类学和社会学加以区分。在整个20世纪，这些西方学者的影响力和分析力不断增加。在之前的世纪，也就是19世纪，首先是欧洲，然后是美国，相继占据着全球霸主地位。这一霸主地位是全方位的，在经济层面是工业，在科技层面是不断涌现的发明及其应用（例如蒸汽机），在层面则是民族国家的发展。正如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全球史）于尔根·奥斯特哈默所说：“在19世纪，欧洲创造的历史远远超过了18世纪的历史，更不用说以前的时期。过去，欧洲从来没有如此过度的革新和创举，也没有如此多的傲慢像和统治欲。”

　　从这一观点来看，很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学在大量的民族志田野调查中走向繁荣，它的发展与殖民帝国的建立密切相关，尤其是大英帝国。在此，我必须回顾那些曾精确构建该学科的学者名字。具体来说，该学科是指社会人类学及其功能主义范式，这些学者借助自己在美拉尼西亚、澳大利亚、印度或非洲的田野来实现这一点，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里弗斯、弗思、拉德克利夫-布朗、埃文斯-普理查德以及其他重要的英国人类学家。除了英国人，还有一大批美国人类学家，他们有时会去大英帝国的田野，如玛格丽特·米德在东南亚和大洋洲的考察。但是更多数时间，美国人类学家是在国内从事田野工作，也就是说是在美洲印第安族群中。换言之，是在被美国当局掠夺的族群或置于保护区中的族群当中，尽管美国当局本身也是源于17世纪初欧洲移民的殖民化过程。

　　这里补充一个关于美国人类学的内容，因为它以文化人类学之名推动了一个特有的重要流派。该学派的创建者博厄斯也是密集田野考察的支持者。对于这种人类学研究，露丝·本尼迪克特、拉尔夫·林顿、亚伯兰·卡丁纳或玛格丽特·米德等著名学者都精确考量了某个社会的特性，从中提取出类型即“文化模式”，并将其视为一种集体心理（博厄斯称之为“整合精神总体”）。它对任何其他社会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19世纪末，法国也建立了辽阔的殖民帝国，尤其是在非洲。与涂尔干作品一样，法国人类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总体的或理论的学科。这是从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志研究，或者是从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研究成果中发展而来的：正如马塞尔·莫斯《论礼物》一书所展现的。即使本人从未做过任何田野考察，莫斯还是撰写了一本民族志手册。

　　然而，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马塞尔·格里奥尔领导了著名的达喀尔-吉布提考察，他特别关注当时马里（时称法国苏丹）的族群多贡人。如果说与英国和美国相比，法国在人类学方面——或者更准确地说在运用田野调查的民族学方面——起步较晚，那么它将会以某种方式迎头赶上，因为围绕着马塞尔·格里奥尔的是整个团队，由年轻的民族志学家、博物学家、音乐学家和摄影师组成。他们主导了这些调查并制作了一系列作品，涉及多贡人的社会组织、思想体系和仪式。而且，1940至1950年间，马塞尔·格里奥尔在索邦开设的课程也由此而来，这些课程致力于讲解民族志研究方法。

　　这里要补充第二个内容。为人类学学科和民族志研究提供养分的不仅仅是遥远的、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家和地区，因为习惯上说它们属于殖民帝国的疆域。以法国为例，在建立和管理众多海外殖民地的同时，人们也对国内不同地区和族群的传统、习俗和人们称之为民俗的事物感兴趣，好像这是一种内部的异国情调（参见范·热内普1946年出版的《当代法国民俗学手册》。我们得把关于过渡仪式的重要研究归功于他）。而且，由于这些习俗正在消失，因此，线世纪得以贯彻实施，今天我们称之为遗产化。例如，民间艺术和传统博物馆在1937年创立于巴黎（同年，人类博物馆创立）。无论如何，在法国、欧洲和美国的各个地方，民族志博物馆的繁荣促进了人类学的发展，甚至更好地激发了它对大众的强烈吸引力。

　　因此，根据上述补充，我们可以认为，即使说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殖义的产物，或者像在美国那样，是对本土族群的统治和掠夺的产物，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它们同样是在欧洲社会建立内部关系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方面是导致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发生重大且快速变化的现代性；另一方面是趋向消亡和被置于博物馆内的传统和生存方式。

　　现在言归正传，重新回到人类学发展（包括社会和文化人类学）上，我想说它首先是在民族志的支持下诞生于近代。我乐于说在那个时代，民族学已被确认为“关于族群的科学”，也就是说，尽可能完整地研究一个拥有自称并定居在特定领地上的人群。如我所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英国人类学家开辟了这条将研究者姓名与某个族群联系起来的道路，例如马林诺夫斯基与西太平洋的基里维纳人、埃文斯·普理查德与苏丹的努尔人和阿赞德人等。后来，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诸多人类学家接续了他们的研究。

　　我要补充一点，在很长时间里，民族志是人类学学科的正统大道。在整个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伴随着西方国家职业化学术研究的发展，民族志研究发展迅速。的确，它的优势在于让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工作得以改善，并且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参与式观察”之后。我后面会再次回到这个问题。

　　它的第二个优点是可以与其他民族志进行有效的比较；这能带来更有人类学性或者更加理论性的分析和讨论。通过这些分析和讨论，可以超越某个民族学家研究的具体案例，并确定类型、系统、结构甚至是一些认知不变量。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完美表现了这一民族学的理论面向，也因此必然会演化类学，尤其是通过《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这一重要著作或者关于美洲印第安神话的伟大作品。

　　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民族学家或人类学家的学术训练而言，民族志具有启蒙意义。既然需要让自己沉浸在一个他者的世界里，需要留在那里并待上足够长的时间以多少理解不同的编码，那么这可以说是一种考验。它几乎完全决定了你田野工作的最终结果，也决定了你是否适合从事这项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那时我年龄尚轻，我就在象牙海岸完成了一本这样的专著（研究开始时我才二十四岁，结束时我几乎三十多岁了。它是我的博士论文，后来以专著出版）。这就是我的亲身经历。我认识一些没有成功的同事。还有一些人像英国民族学家奈吉尔·巴利一样，试图在喀麦隆的一个族群中完成一本民族志（他最终还是写成了一本书，一本非常有趣的自传）。他们遭遇挫折，无法从他们的对话者那里获取切实的信息。

　　然而，在法国或其他地方，还有许多其他同事成功地完成了他们的民族志，他们有时在当地研究了十年甚至二十年。在社会文化人类学发展的全盛时期，还催生了一些专门的研究和作品。根据民族学家偏爱的领域，它们细分为宗教、经济、人类学，或是医学人类学。在这方面，我现在想回到民族志所涉及的方和考察技术。事实上，在马林诺夫斯基奉为圭臬的“参与式观察”之后，民族志已经催生了一系列具体的调查，使得民族志研究尽可能地丰富起来。这一系列考察的主要背景不仅仅是民族志，而且还是乡村志。

　　就是在这个框架内，民族学家或民族学学生沉浸其中，努力学习当地语言，每天练习参与式观察，找到自己的信息提供者。当然，他应该前往其他村庄，前往其他地方，行走在居民单位相互关联的空间内，前往事件的发生地，例如仪式、葬礼仪式等。如果他想在收集口头传统之外做一些历史研究，他还应该前往当地的档案机构。

　　但是，的确就是在乡村志的框架中，民族志研究通过各种类型的调查成倍增加。可能最普遍的是所谓的亲属关系调查。亲属关系以及婚姻交换，往往是研究族群社会组织的基础，它们可以尽可能地把握个体之间和家庭单位之间的关系。长时段的考察通常是枯燥乏味的。然而，它也能够深入其他制度，尤其是文化制度（如祖先崇拜），深入一些规定了禁忌或义务的象征体系，或者深入与超自然或某个个体持有的神秘力量相关的信仰体系。关于这一点可能会有很多东西，但是只需要参考那些重要的民族志即可。例如，我想到了埃文斯-普里查德献给努尔人的民族志，以此可了解亲属关系在何种程度上意味着一种最重要的调查，以及同时长期成为人类学偏爱的研究领域。

　　但是，民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乡村志，还基于许多其他的调查，特别是经济调查。它致力于阐明被研究民族的物质生产方式。这通常是使用问卷进行的定量调查，但也需要求助于当地调查员。在这方面，20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民族学特别积极，甚至发展了一种特别有意义的经济人类学，有时候甚至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并且与偏爱社会制度研究和以此为基础的世界再现系统研究之人类学背道而驰。后者通常不关心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

　　法国民族学，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民族学，在这一领域已经变得更加积极，因为它经常与另一门社会科学即地理学相关联。这也催生了以田地形式呈现的乡村志，也就是说，通过绘制某个样本村庄非常精确的资源图和土地分布图，并仔细检查其物质生产和耕作方法。就我而言（当然，我远不是唯一一个），作为我在科特迪瓦所做民族志的一部分，在乡村志的这个精确案例中，我绘制了一个田地分布图，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来源，它是了解整个民族非常有效的方式。

　　关于民族志及其调查方法的丰富性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即使它是这个学科的正统大道和入门方法，也必须承认：至少我所知道的，今天在法国、欧洲和美国，民族志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仅仅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在我指导下注册的博士生都没有将自己的论文用于此类研究对象。为此，我建议列出几个原因，从而得以阐明这个研究对象已经被何物所替代，以此来勾画人类学的发展形势。

　　第一个原因是对民族志的批评。尽管它的方法丰富多彩，而且它对比较方法感兴趣，但是已有许多批评，并且我也参与了这些批评，认为它过于倾向理解某个族群，就像它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认为它过于倾向采用整体的方法，甚至群体的全部不可简化为它的各部分之和。它的各部分例如氏族、部落和村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社会文化差异，甚至是语言差异。许多民族学家没有看到的是，对一个或几个村庄的观察经常过度地放大到整个族群。除此之外，民族志很少考虑历史，即社会机制或被研究族群的生产方式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与同事们一起写了一本书，即《在族群的核心》，已经被翻译成几种语言。它恰恰对民族志提出了相当集中的批评。

　　第二个原因是自二战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领域占据优势地位的科学范式的危机。这些范式是完成民族志的核心；主要是给英国人类学带来荣誉的功能主义、特别关注亲属制度和婚姻制度的结构主义和作为生产方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曾经特别适合用来研究非洲社会，以及它们在这些殖民化过程中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仿佛人们可以在欧洲殖民化之前重建这些非洲社会。

　　第三个原因，也许是次要的，是许多民族是从专志角度被研究的。对于那些从事该学术研究的人，尤其是对于新一代来说，就像是有一种继续研究民族志的饱和感，即使某些人类学家，首先是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某些民族，特别是亚马逊地区的民族面临灭绝的威胁，因此不仅需要更密切地研究他们，而且还需要我们尽一切努力来拯救他们。

　　与批评民族志的时代相对应的第四个原因，是它的实践在该学科中产生了饱和效应，曾经赋予它活力的伟大范式也已经陷入危机。也就是说，大致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研究对象。一方面，即使我曾谈及在欧洲倾向民俗的民族学研究也是人类学的组成部分，人类学首先感兴趣的还是非西方社会；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科学，主要是社会学，它们研究西方发达或者工业社会的环境与现象。上述两者之间曾明显存在的裂缝逐渐消失，这也就带来了许多新的研究对象。

　　在这方面，当然必须记住，20世纪90年代的转折点是柏林墙的倒塌，以及所谓的全球化的开始；全球化将通过向全球输送货物和资本以及加速它们的各种流动来实现，特别是在运输物流方面以及信息通讯，也就是信息通讯技术方面。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热（Marc Augé）曾以民族志的形式教授有关非洲的课程。正如他后来所说的，所有居住在这个星球上的社会和文化世界正在成为彼此的同时代人，身处同样的高速发展和时间性当中。这就是为什么他要以一种宣言的形式提出要研究“当代世界的人类学”。

　　毫无疑问，受到这一宣言的影响，或仅仅是受制于他们所处的总体背景，许多曾研究非西方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开始研究某个西方社会的环境，特别是法国社会的环境，而不是继续人们长期以来在法国所作的研究，不是研究该社会的传统民俗。恰恰相反，研究的是最现代的组成部分，例如郊区世界。他们因此具有社会学家的兴趣，但他们用自己特定的田野实践即田野考察来实施。也就是说，基于近距离和被考察环境保持密切关系来进行。当然，这个郊区世界主要由来自法属殖民地（如马格里布或撒哈拉以南非洲殖民地）的移民群体组成，他们经常在困难和怨恨中创造自己的文化。后者是原籍国与接收国社会之间的一种混杂，以及这种混杂产生一种排斥和融入消费世界的方式。

　　事实上，二十多年来，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民族志研究方法，说明了我刚才提及的消除非西方社会研究与西方社会研究之间的断裂。这种新方法被称为“多点调查法”。这要归功于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参见1995年发表的文章）。与时间和地点单一的民族志（尤其是乡村志）非常不同，这种新方法涉及不同的调查地点，往往彼此相距遥远，并且根据具体情况而有不同的持续时间。如果说近年来这种方法得到认可，这是因为它与这些环境和社群的研究相适应。这些环境和社群属于好几个世界或者其成员在不同世界之间移动。这正是法国或其他地方移民群体的情况。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他们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生产，就必须在不同地方进行理解，例如在法国或某个非洲国家。无论如何，鉴于人类流动加速的重要性，因为这种流动通常是由不同类型的危机（、食物、人口、气候变化等）引起的，近年来这种类型的调查并未停止自己的主张。它不断产生影响，不仅因为移民活动的重要性，还因为跨国化现象的倍增。例如，我自己也一直在二十年中研究此类问题，如诞生于某个地方（如美国、巴西或非洲）的宗教运动（徒，穆斯林或其他信仰）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这一问题要求理解他们的发展逻辑，特别是了解他们适应不同文化背景的能力，也就要求在他们的几个定居点进行调查。

　　当然，所有这些都使民族志研究复杂化了（成本增加了），有时甚至将民族学家置于危境中，例如调查移民或其他为了生存而从事非法事务的社会群体。

　　我想指明，近二十年来，人类学的对象已经深刻地发生了变化。这超越了这些新的调查方法、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隔离的消除以及异国情调的结束。事实上，几乎在所有地方，好像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解释全球化中尚不明确的某些方面，许多民族志研究都集中在边缘或边缘化民族，甚至是弱势群体；例如，二十年来持续增长的难民或流离失所者，还有患病或蒙受不幸的群体等等。关于这一点，在美国、欧洲甚至非洲，艾滋病都激发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在人类学领域。20世纪初，威廉·哈尔斯·里弗斯（William Halse Rivers）在民族志的框架下推动了医学人类学的诞生。通过对艾滋病的研究，医学人类学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这是因为三种“身体物质”（血液、奶水和精子）都参与了艾滋病病毒的传播。亲属关系人类学专家弗朗索瓦丝·艾莉铁（Francoise Héritier）非常清楚地指明，这些物质构成了“思想的身体之源”。

　　在困难群体或风险处境中的研究越来越多，例如走私猖獗甚至可能暴力横行的地方等。民族学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这些研究也远多于他们以前的研究课题。这并不是说研究者自己必须成为边缘群体、移民群体、弱势群体或走私犯，或者他们自己必须亲身承受某种疾病以完成他们的研究；但他们必须明确地完成研究，以阐明其中的逻辑和道德经济（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姆森以此指代特定社群的文化价值）。为了阐释这些特定社会环境中运作的逻辑和道德经济，他们必须与对话者建立信任关系，建立这些对话者认为民族志研究可能对他们自身有用的关系。例如，和所谓的土著、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原住民等人一起工作。这些族群努力捍卫自己的土地权或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并且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是知道他们的社会组织或文化，而是致力于捍卫他们的事业，和某个国际机构一起做人们称之为“辩护”的事情。

　　换言之，如果研究对这些族群或社群无益，可能导致无法完成预期的民族志研究，或者导致田野考察在某一时刻不得不结束，因为谈话者和受访者认为，民族学家的研究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认为民族学家对他们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我身边就有那些经历过这种情况的博士生或研究人员。因此，民族志工作越来越多地成为共同实施的研究。也就是说，它的最终结果——可能是文章、书籍或电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被研究者联系紧密；后者不再是真正的受访者、对话者或信息提供者，而成为了共同参与的准研究者，仿佛民族志研究的最终成果首先应该是他们生活条件和苦难的合理证明，或者是他们生存和行动的理由。

　　因此，很明显，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经验田野所做的研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与之相对照的是，整个20世纪，主要是西方的人类学家、民族志学者独自拥有研究对象，在当地优先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如亲属制度、再现体系等。这种情况有时是通过团队形式完成的，如马塞尔·格里奥尔在达喀尔-吉布提的研究任务。因为，即使人类学家对边缘或苦难民族不感兴趣，他现在也比昨天更多地让自身的存在与被研究的环境或社群相适应，更多地实践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观察式参与”的方法（颠倒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语词）；似乎这种存在，以及民族学叙述，应该具有共同的意义，而不是单方面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被认为是以高于学科的利益为名。我想说，今天民族志调查的实际条件甚至条件，与几十年来的情况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本人而言，我几乎可以肯定，今天我无法在科特迪瓦进行我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民族志，至少无法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认真地设想一下，来自相关民族的新一代人可能会问我，我研究该民族的目的是什么，我从中得到了什么益处，最重要的是，该民族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

　　由此，我将谈谈最后一个发现。今天，社会科学内部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过度批评”的潮流。它的观点是人类学诞生于西方主宰世界其他地区的时代背景中，主要是在欧洲帝国主义的历史框架下。因此，尽管19世纪下半叶发生了变革，并且人类学研究对象也有所更新，即使它开始对次要或边缘化民族感兴趣，并努力共同生产研究成果，人类学继续与其研究对象保持着不对称、不平等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该潮流就是要让人类学知识去殖民化，在它身上根除使其成为与殖民统治相关的任何知识，以及从人类学家外部或之上的视角去研究，从而确保这些知识是研究对象自身所拥有的。

　　即使我不怀疑人类学与统治，特别是与殖义有关，也不怀疑它的实际条件已发生变化，对我个人而言，包括老旧民族志的背景，我不认为该学科曾经生产的知识要么是删减的，要么是过时的。所有这些都值得广泛讨论，可惜我无法在本次讲座的框架下进一步阐述。但可以肯定的是，今天这种过度批评的趋势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