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漠河，寻找“张德全”

在漠河，寻找“张德全”try名扬四海歌词 漫天雪花在空中飞舞，落在地上亮晶晶的。 65岁的李桂云站在窗前静静瞅着，脸上面无表情——这是一张残缺的脸：两颊皮肤棕褐色，眼窝处皮肤浅白，鼻子被削平，嘴唇浮肿，两侧耳廓处空空。

漫天雪花在空中飞舞，落在地上亮晶晶的。

65岁的李桂云站在窗前静静瞅着，脸上面无表情——这是一张残缺的脸：两颊皮肤棕褐色，眼窝处皮肤浅白，鼻子被削平，嘴唇浮肿，两侧耳廓处空空。左手五根手指没了，右手手指少了一截，一层薄皮包裹着骨头。

这是大火刻下的印记。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北麓林区发生火灾，火烧了28天，101万公顷的森林被烧焦，211条生命被火吞噬，266人烧伤。

最近大火的歌曲《漠河舞厅》，背景即为一位名叫张德全（化名）的老人，妻子在1987年火灾中遇难，老人此后未再婚，常到漠河舞厅独舞，缅怀妻子。

如今在漠河街头打听，很少有人认识张德全，但许多漠河人和他一样，命运在那场大火中改变。34年里，无数的“张德全”在废墟上重拾生活，与城市一同生长，被时代浪潮裹挟着向前、老去。

2021年11月中旬，大雪过后的漠河街头。本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记者 朱莹 图

大火袭城

漠河位于中国最北端，与俄罗斯隔黑龙江相望。长久以来，它是极北、极寒的象征。从南方去漠河，通常要先到哈尔滨，再乘飞机或坐17个小时的火车才能抵达，路上至少一两天。

这里夏有白夜，冬天下午三四点天黑，漫长的白昼和黑夜轮番接替。落叶松、樟子松和白桦，装点着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市区却只有14.1平方公里，几条主干道，出租车5块钱就可以逛完。

往年十月，漠河已大雪封山，但这年，天一直蓝着，阳光明晃晃的。

天晴时的漠河。

2021年11月中旬，漠河第一场大雪终于落下来了。

李桂云喜欢雪，但她已经很久不能下楼了，只能站窗前瞅瞅。自十六年前患脑梗后，她的腿渐渐没劲，走路颤巍，如今只能靠挪。身体的衰弱，伴着记忆的减退，刚说的话，转眼就忘。

李桂云和老伴、孙女住在50多平米的公租房里，两室一厅，三年前搬进来的。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她在床上坐一会儿，躺一会儿，每天要吃止痛片和五六种药，说话也费劲。

难受极了，就抽两口旱烟，一天抽十几根。

李桂云

“我这一生可难了。”李桂云说，“就见老头以后我享点福，我还烧了。”

李桂云在哈尔滨双城县长大，十几岁时，到内蒙古托河投靠大姐。高中毕业后被分到松岭知青点，每天天不亮，带着泡面、发糕上山，到林场放树，劈柈子，啥力气活都干，渴了喝雪，干到天黑，踩着冻硬的雪下山。

25岁时，她和只见两面的吕德臣结婚了。吕德臣老家在吉林德惠县，18岁来漠河投靠舅舅。当时正是大兴安岭开发初期，很多知青、工人来漠河寻求发展机遇。吕德臣到古莲林场清林、伐树，后来转到森林调查队，又到火车站装车皮，到西林吉贮木场开绞盘机。

李桂云一开始没相中，觉得他个小、没文化，后来看中了他老实、人好。

1980年，吕德臣把她接到漠河。没办酒席，没拍结婚照，这就结婚了。两人住河边的小草房，家里窗帘、桌子、新棉被，啥都没有。新婚夜，两人各盖各的旧被子，想到快过年了，家里连土豆都没有，相对而泣。

“别发愁，咱俩有手有脚的，还愁没好日子过？”李桂云安慰丈夫。

第二年，儿子出生。

李桂云也进了贮木场，捡树枝、清树皮，工资按计件算，多劳多得，一个月几十上百块，有时几个月不开支。

过了三年，单位分了个38平米的砖房。两人拼命攒钱，慢慢置办起沙发、立柜、电视机。

日子越来越好——如果没有那场火。

在林区，着火是常事，每年都有，谁也没想到，火会烧进县城。

漠河县志记载，1987年5月6日，因工人在清林中使用割灌机违反操作规程和野外吸烟，漠河县内发生4起山火，7号凌晨明火被扑灭。等到7号中午，刮起8级以上的西北风，古莲、河湾两处火场内死灰复燃，火舌蹿上树梢几十米高。

晚上6时40分，火头飞跃百米宽的大林河，以每小时65公里的速度，朝漠河县城西林吉镇扑去。到晚上8点，县城一片火海。

大火烧毁民房。翻拍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那天晚上，李桂云煮了一大锅大碴粥，招呼邻居来家里吃。吃完没多久，火烧到了县城，人们开始往外逃。

丈夫骑着头天刚买的自行车，载着她跟儿子往东边的大林河跑。火在身后追。离河几十米时，路坑洼不平，她下车，让丈夫和儿子先走。

就这一瞬间，火蹿上身，“滋啦滋啦”响，嘴里也冒火，只有痛的感觉。

吕德臣把儿子扔进河里，回头一看，妻子已经被烧倒在地，鞋子跑掉了，头发燎焦了，身上冒着火星。他紧忙去拽她，一拉，她胳膊、手上的皮掉了一层，自己的手也烫出水泡。

他把妻子拽到河里。火灭了。李桂云头肿得“跟猪八戒似的”，脸黢黑，意识迷糊。

在冰冷的河水中蹲了半宿，火头过后，吕德臣和邻居驮着她去部队医院。

逃生

14岁的马景春在逃生时和家人失散了。

火烧到县城的上午，她刚参加完期中考试，下午，西边的天被火染红，浓烟弥漫，风特别大。她和小伙伴打羽毛球，风只往一个方向刮，打不动。

到晚上六点多，街上挤满了逃生的人群，有的搀着老人，有的抱着猫，有的拎着暖瓶。黑灰夹着沙子砸在脸上，风声火声、汽车喇叭声，混着哭喊声，一片混乱。

火灾纪念馆内，人们逃生的情景模拟。翻拍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马景春家9口人全被冲散了。她被人流推着走了200米后，被拽上了邻居田二哥的解放牌大板车。

车载着50多人往满归方向开，火进城后，又掉头往500米外的部队大院开，一路走走停停，开了半个小时。田二哥50多岁的母亲一直拍着腿嚎啕大哭，“这可怎么办呐，以后一大帮孩子怎么活呀。”

马景春听得心里发毛。

部队大院空地上挤满了人，四周树林烧得“噼啪”作响，附近民房里，电视机“哐”一下爆炸，腾起蘑菇云。

恐慌的情绪蔓延着。有消息传来，说林子里有人烧死人了，弹药库周边着火了，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阵哭声，有的手里抱的财物也不要了，直接扔在了地上。

三个多小时后，马景春跟着往西山转移。一路上，房屋、木柈子还烧着，热浪扑来，时不时腾起一道火，火星溅到车里，头发、衣服一下着了，大人们帮忙打掉，脱下衣服护住小孩。

西山脚下聚集了上万人，一个个脸上都是黑灰。人们互相寻找家人。马景春家，除二姐被烫出水泡、衣服烧破外，其他人都平安。

刘玉梅那晚也在西山躲火。

那几天刮大风，家里不敢点火烧饭，断粮了。下午四点多，她买了5斤面包，送去三里外的父母家。

一路上，风刮得昏天暗地，油毡纸片、树皮被风卷起，直往脑袋上砸。她一手捂嘴，一手使劲蹬自行车。

父亲瘫痪在床。刘玉梅问：“爸，你说火这么大，能不能进村子？”

父亲觉得火不会烧到家门口，“这么多年，哪有山火进村屯的？”

母亲让她赶紧回去。等她刚回到家，火烧进城。

丈夫孙路上山打火了。刘玉梅没敢往河边跑，小儿子才42天，经不住风吹。她把他抱胸前，领着8岁大儿子、侄女、婆婆，往30米外的福利科跑。70多岁的婆婆吓得尿裤子了。

进福利科后，她让婆婆看着孩子，自己出去看看。一眼瞅见火舌“呼呼”作响，烧到了自家房盖，吓得马上躲进屋。

没多久，一个政府巡查人员从窗外瞥见了他们，找来一辆大板车，把他们拉到西山脚下。

夜里，只有几摄氏度，人们心事重重地坐在地上，靠着取暖，也不说话，只有小孩的哭叫声。

火继续往育英、图强、劲涛镇方向吞噬。当晚，阿木尔河里瑟缩着上千人，火星从空中溅落，有的把衣服、床单浸湿后披身上，有的往身上抹河泥，浓烟呛得人窒息，只能把脸贴水面上。

无眠之夜。

在山上打火的男人们也睡不着。6号起火后，漠河县各单位组织职工上山打火。

孙路是7号清晨去打火的。三辆车，载着百来人开往河湾林场。他们用防火锹、镐、笤帚，打出一米宽的防火隔离带，以拦截火头。火要是来了就跑。

但这天，火在几公里外，没烧过来。晚上九点，他们收到电报：县城被烧了。

所有人都没心思打火了。县城戒严回不去，只能在草坪坐一晚，担心家人。

废墟之上

刘玉梅也担心父母。清晨四点多，天蒙蒙亮，她就往父母家跑。

被火烧过的城市宛如废墟，一片焦黑，一根根烟囱孤独地立着。

大火过后的漠河县城。翻拍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刘玉梅一眼看到，知青商店主任老毕倒在道边，裤子烧了，不知是熏死还是让车撞死了。再往前，一头猪烧得跟气吹的似的，毛都没了。哭声间或传来。

在父母家门口，她看到了父亲。她一下傻了，嚎啕大哭，边哭边捡起烧坏的洗衣盆，一点一点把骨灰捧到盆里。

大火过后风停了，“要有风，我爸骨灰就刮没了。”

不一会儿，母亲回来了，也哭了。火烧过来的时候，她被邻居拽到河边躲火。父亲又高又壮，谁也拽不动。刘玉梅猜测，父亲想自己爬出去，刚爬到门口，就被烟熏死了。

这一天，人们在废墟上寻找失散的亲人。

道边、树林、地窖、涵洞，遍布烧焦的遗体，残缺不全，难以辨认。

那天清晨，马景春第一次看到了死亡：地窖中，一个女人的遗体被拽出来。

只腋窝下的一角草绿色毛衣，能认出是马景春嫂子的二姐——那个干净、开朗、爱美的女人，26岁，会织毛衣，还会做好吃的端到她家，“我们感情特别好。”

认出她的那一瞬，马景春眼泪扑簌而下。

头一天跟她打羽毛球的小女孩也没了。邻居喊她家逃的时候，女孩父亲说赶趟，咱有车。没想到火来得太快，瞬间引燃了家门口的油桶。马景春至今记得她的名字和模样：大大的眼睛，小小的个头……

漠河县城不大，几乎每个人都有认识的人被烧死或烧伤。

刘玉梅记得，斜对门刘家的老头老太太，逃到河坝上被烧死了；一个姓夏的女人，跑出门后回家取存折，火来了出不去，钻地窖里被烧死了；还有些没名没姓的，比如那个浙江掌破鞋（修鞋）的，不知烧死在哪，家人也没来找。

筑路队工人宫广君27岁，打火归来后，在菜窖里看到了新婚不到两年的妻子。她被烧得残缺不全，只剩点衣服能辨认。为了藏家中物品，妻子没来得及逃，房子倒塌后，被闷死了。

“我们家那一片烧死了十多个人，都在菜窖里头。”宫广君回忆，道口拐弯处，还有20多个坐车逃跑的人，车翻后被甩出来，烧死了。

空城

父亲没了。家没了。新盖不到一年的房子，崭新的床、沙发，还有攒了八九年的5000元国库券，都没了。

站在家门口，刘玉梅心里空荡荡的。

她想起了初到漠河的日子。1971年，18岁的她从内蒙古伊图里河来漠河支边。那时的漠河叫古莲区，正在开发建设初期。

漠河县志记载，漠河以采金兴起，1888年，清政府开办漠河金矿，近百万名矿丁涌入，国内外客商来此设铺经商，繁盛一时，之后几度兴衰。电视剧《闯关东》中淘金的地方，即在漠河。

1917年，漠河建县，1947年撤县为区，并入呼玛县。1955年，国家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漠河设立林管区，开始木材采伐。到1970年，漠河设古莲区，建西林吉林业局，政企合一，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当年，有930名浙江宁波知青来漠河支边，第二年增加到了2342人。

1972年漠河火车站开通后，更多的知青、工人，从东北、内蒙古、山东等地迁徙而来，在这片原始森林里开垦，伐木，修路，建房。杳无人烟的森林有了生气。1981年复置漠河县（2018年升为漠河市）后，森工、采金采煤、林产品加工，逐渐成为主要营生。

刘玉梅来漠河后，在林场当播音员，之后调到区、县广播电视台。丈夫在贮木场伐木、运材、装车，筑路队修路，机运队拉木材，直到1984年调到政府办做后勤。

刘玉梅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漠河，人少，房子没几栋，人们住棉帐篷、烧炉子，吃冻白菜冻萝卜，“公路也不咋通，”全是土道，去区里得坐大板车。

城市渐渐发展。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火灾发生前，漠河已是万两黄金县，木材产量达24万，市政建设初具规模。

马景春记忆中，那时漠河工人享受地方津贴，工资多55%，火灾前，几乎家家置办起录音机、洗衣机、自行车几大件，电影院每天放好几场电影，每年还有冰上速滑、冰球比赛。

火灾发生前的漠河县城。翻拍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一场火，把什么都烧没了。

人们在废墟上搭起油毡纸棚，翻出没烧完的大米、腌缸里烤熟的鸡蛋，还有商店里残存的午餐罐头、水果罐头，填肚子。

第三天开始，火车载着大米、饼干、面包、蔬菜等物资进来了。人们陆续到外地投亲。拿着灾民证，吃饭、坐车、看病、上学都免费。

刘玉梅父亲在罹难的第四天，匆匆出殡。木头都烧没了，棺材还是有能耐的亲戚从满归拉来的。

刘玉梅领着孩子去莫尔道嘎大哥家待了四个月。她记得，火车上有人发饼干、汽水、奶粉，还有人塞给她儿子5块钱。

马景春也坐火车去投亲，去加格达奇的沿途，她看到铁路路基边，扑火士兵们席地休息，没睡的，见火车来了，冲车上的人挥手。车里的人也挥手。很多人哭了。

6月中旬，3万建筑工人从全国各地涌来，开始重建漠河。

“五·六”火灾纪念馆资料显示，当年10月，7700多户灾民搬进新房，12月，第二批入住。到1988年10月，灾后重建完成，被烧毁的铁路、公路桥梁、通讯线路等生产设施全部恢复，漠河的木材采伐、贮运综合生产能力，比灾前提高45％以上。

火灾后新建成的漠河县城。翻拍自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

生活渐渐恢复如常。但一些人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

伤痛

大火第二天，李桂云被直升机送到大庆抢救。

中途病危，直升机迫降加格达奇，抢救了一宿，第二天才到大庆。医生给她做了植皮手术，取大腿上的皮，补到脸和手上。

从昏迷中醒来后，她的脑袋、双手、双脚都裹着纱布，气管灼伤，说不了话，全身剧痛。

最疼的是换药。隔天换一次，护士一边唠着家常，一边“刺啦”一撕，像扒皮一样，换一次，她晕一回，汗水浸湿床单。但她从不喊疼。

拆纱布时，她看到了自己的手——那已经不能称之为手了。曾经，这双手握过笔、劈过柴、抱过孩子。但现在，手残了，吃饭都要人喂。她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

以后啥都干不了，怎么生活？怎么面对丈夫？他才31岁，还那么年轻，她不想拖累他。靠哥哥姐姐养，那能是长久的事吗？要是离了婚，谁还要自己啊？……日日夜夜，翻来覆去地想。

心里难受又不敢哭，怕眼泪烫着伤口，会烂，只能拼命憋着。

隔壁病床的姑娘24岁，女儿烧死了，自己双腿截肢了，几次想寻死。但她脸上的伤不严重，李桂云一时不知谁更不幸。有时家人没来，姑娘就哭，李桂云会安慰她。后来好些了，姑娘在病房里唱起了歌。

丈夫带着儿子来看李桂云。儿子见她包得跟大猩猩似的，害怕，不敢见。她难受得慌。

临近出院时，李桂云狠狠心对丈夫开口了：“咱俩离婚吧，你还年轻，别耽误你。”她想着，丈夫要同意了，自己就去跳河，“就一条道，去死。”

“我不会跟你离的。”丈夫平静地看着她，让她别瞎想，“我永远伺候你，永远陪伴你。”

34年后，吕德臣告诉记者，自己其实也有些受不了打击，但孩子得有个妈，只能面对现实。

离婚的事再也没提过。但李桂云心里依然不安，怕丈夫会变心。

出院时，她心情复杂，不想回家，不想见任何人，怕别人笑话她。

九月，一家人住进了德国援建的新房。回家不久，丈夫买回一面镜子，跟她唠半天嗑后，小心翼翼地问：“你想看自己啥样吗？”

“咋不想？”她一直以为脸已经恢复了，只有手没了。一瞅镜中的自己“没个人样”，吓晕了。之后很长时间，她不敢照镜子。

“我恨我自己，这是啥模样啊？”李桂云眼里氤着雾气。

最刺痛的是，去超市时碰见年轻人，一回头看见她，“哎哟妈”吓得哆嗦。她心“咯噔”一下，“眼泪就要下来了。”

但她不哭，咋难受也不哭，怕丈夫儿子见了难过，“要不然咋得这病（脑梗），憋的。”

那阵子，她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像一面镜子，摔得破碎不堪。丈夫怕她想不开，她去哪儿，他都跟着。

再也没有一个安稳觉，夜里半宿半宿睡不着，丈夫就跟她一块看深夜电视。

李桂云被鉴定为三级残疾。植完皮的手冬天怕冻，夏天怕热，一碰硬物就流血，连带整个胳膊钻心地疼。

上厕所、洗头洗澡、擦屁股，都要丈夫帮忙。家里洗衣、做饭、劈柈子、打扫卫生，都是丈夫做。她只能勉强用大拇指和食指间的缝隙夹住勺子吃饭，撒得满桌都是。

单位给她办了工伤退休，发50%的工资，每月155块。丈夫在贮木场继续干了十年后提前退休。家里每月收入四五百。

年轻时，李桂云能干、肯吃苦，工作总想做到最好，林场开会、写报告，都派她去。被烧伤后，怕被嫌弃，她很少出门，别人邀她遛弯，从来不去。

她寻思，要是没被火烧，做点买卖或者上山采蓝莓、桦树泪，总能挣点钱。现在，什么也干不了。

无法忘却的纪念

每年5月6日，成了李桂云的“生日”，亲戚们会到她家，做一桌好吃的，热热闹闹庆祝她“重生”。

这一天也是大兴安岭全区反思纪念日，整座城市上空回响着警报声，消防车开上街头。

警报声一响，刘玉梅就会想起父亲，心中一痛。她怕火，平常听到街上警报声“嗷嗷”叫，就“吓得不得了”。

火灾成了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1988年10月，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纪念馆建成。最初只有一层，一人身兼馆长、讲解员，2008年扩建成三层，包含11个展厅、一个环幕影厅。

它安静矗立在市中心，像一栋白色小洋楼，走进去，却是一部沉重的史书。开馆至今，500多万人来过。

马景春在2008年成为纪念馆讲解员。大火中的故事，她每天要讲八九场，讲了数千遍。每次她都会想起当年的情景，但她觉得，这份工作能让更多人了解漠河这段历史，铭记防火的重要性。

漫长的34年里，除了街上偶然瞥见的烧伤的面孔，以及唠嗑时不经意间的提起，火灾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淡去。

但对一些人来说，内心痛苦的记忆还在。

很多人不敢去纪念馆。刘玉梅一次也没去过。李桂云寻思里面有她的照片，心里发瘆。

马景春记得，开馆之初，一个男人气冲冲地跑进来，问有没有他家人的照片，如果有，他一定要撕了——男人的妻子和3个儿子在地窖中闷死了；还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指着墙上照片说，那个烧伤的女孩就是她自己，她全身90%的皮肤烧伤，植皮后脸上看不出伤痕，身上、手上却伤疤遍布。

马景春自己14岁开始，梦里一直在着火，“我躲在这里，这里全是一片火海，我躲在那里，那里又着了。”直到2009年自学心理学后，梦里不再着火了，她才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活在火灾的阴影中。

她认识不少伤亡者和家属，发现他们大多不愿重提往事。记者联系上几位伤者和家属，都拒绝了采访。

伤痛缠绕着他们的余生。马景春数学老师的丈夫，妻儿被烧死后精神失常，不到40岁就生活不能自理，被送回四川老家养老院；漠河二中的书记，当年带领职工拼死保卫学校，大女儿却被烧死了，后来小女儿癌症去世，遭打击后他得了老年痴呆；那位妻子和三个儿子都被烧死的男人，受刺激后性情大变，开出租为生，他和后来的妻子都患癌去世。

李桂云理解这种痛，“这么多年脸上看着笑呵呵的……都搁内心呢。”一难受，她就在心里唱歌，想着把儿子拉扯大，“就算胜利了。”

她觉得自己命苦，十几岁时母亲去世，高考时，第一次差3次，第二次差7分。这辈子唯一的幸运是遇到了老头，不是他，自己早撑不住了。

李桂云说，丈夫不会表达，不会说我爱你这种话，两人结婚这些年，手都没拉过，但他的爱都藏在日常陪伴里：每天她一睁眼，先帮她开电视，再去做饭、干活；她想吃面条，他闷声进厨房，做好了端给她；心情不好时，安慰她，“还有我，你说你怕啥？”后来有了孙女，总嘱咐孙女，“不能气奶奶，得哄你奶奶，你奶奶不容易。”

两人一辈子没吵过架。家里有点好吃的，你让我，我让你。丈夫“上火”了，她就开导他。

吕德臣帮李桂云擦药。

李桂云听说，当年那些被烧伤的，大部分没有离婚。跟她同一病房的双腿截肢的姑娘，丈夫照顾了她一辈子，他们生了俩儿子。她平时用手撑着两个小板凳走路，做饭、养孩子，直到几年前去世。

李桂云儿子在大火中受了刺激，脑子不大灵活，初中毕业后四处打零工。儿子小的时候，李桂云问他，你不怕别人笑你妈呀？儿子说，“那怕啥？不怕，走，妈。”

亲戚、邻居也经常找她唠嗑，送菜、送衣服，外甥女帮忙洗床单、被子。结婚也喊她去，她怕嫌她埋汰，他们就直接上家里接，说她不去就不开席，她这才去了。

这些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这么照顾你，你都不坚强点，咋活呀？”

火的警示

火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到春天，天空中刮着黑灰，久不消散。

在漠河，清理火烧木持续了十余年，同时植树造林，恢复火烧的森林资源。

防火刻进了城市血脉。每年春秋季防火期，漠河街道、车站、市场悬挂防火横幅，家家户户发防火公约，签防火责任状；5级风以上的天气，人们自觉不点火；路上有人抽烟，会相互劝止；孩子们从幼儿园开始接受防火宣传，参加防火活动，防火知识张嘴就来。

陈永忠是漠河第一批扑火队员，1987年3月进县防火办。那时的防火办还是林业局资源科下属单位，只有几十人。扑火队刚刚组建，30多人，没有培训，也没什么扑火设备，打火靠树条子抽。

火灾发生后，他们带着刚调来的十来台风力灭火机赶赴古莲林场，队员们还不会用。

《中国青年报》报道，“五·六”大火中，由于缺少瞭望塔，方位判断失误，400名森警指战员奔波4天，也没找到可扑的火头。

火灾后，漠河重组防火办，扩招人员，建了七八座瞭望塔。

1988年，26岁的华正国成为一名瞭望员。早年没有望远镜，只能靠目测，再通过报话机上报火情。有时着火半个月才能发现。

每年春秋季，防火期各一个月，四五名瞭望员上山守一座塔，轮流监测。瞭望员们住塔房，点煤油灯、蜡烛，每天一睁眼就爬上二三十米高的瞭望塔瞅瞅，再下来烧柴做饭，吃干菜、黄豆、海带，骑车去河里驮水喝。有一年大雪封山，他们被困20多天，一天吃一顿，最后单位派60多个人，用装载机推出道，才把他们救出来。

最难忍的是孤独，塔上没人说话，蚂蚁打架也能看一天，许多老瞭望员性格都被磨平了。每年上塔头半个月，华正国“老不适应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有望远镜后，瞭望员们每天观察方圆十五公里内的山，隔一小时向电台报一次。观测久了，华正国连烟柱和雾都能分辨出来——雾是飘着的，烟柱底下有根。每年五月是最危险的季节，风一刮，草一摩擦就容易着火，玻璃瓶晒久了也会着；六七月雷击火多。

华正国最担心的是火的方位角报得不准，扑火员找不着。

到现在，39座瞭望塔覆盖了漠河76万公顷森林事业区。两塔相交就能确定坐标点，再通过GPS、无人机，定位更精准了。瞭望员的生活也改善了，有收音机、照明电瓶、电视。

守塔20年后，华正国调到了扑火队。防火期内，扑火员在单位吃住，随时待命，只雨天偶尔回趟家。打火条件艰苦，要背着三天的给养上山，累了躺草坪上，很多人染上皮肤病。

“再大的火头我们不怕。”华正国说，队员们见火就兴奋，玩命地打，就怕找不着火，有时在山里绕了两天也见不着。最长的时候他在火场待了20多天，去的时候河是冻着的，回来时，河水都融化了。

漠河市防火办一位教导员介绍，防火办现有570人，这些年发生的都是小火，多的时候一天五六场，一年二三十场，去年最少，只着了三场。现在通讯快，瞭望准，烟柱刚起来，不到一小时，防火员就过去打灭了。

打火之外，防火员也要拉冰、补植补造、清林、清理街道等。

华正国说，许多防火员大半辈子献身林业事业，工资才三千多，连住房公积金都没有。单位年轻人少，紧要期24小时待命，处对象都没时间。很多人宁愿去其他事业单位或者林场，也有很多防火员中途离开。

华正国也动摇过，但他一直记得火灾中，那个抱着孩子、被烧死的年轻母亲。一想起，心里就不得劲。他知道，这片森林需要人守护。

浮萍般的人生

火从未消逝的那些年里，伴随城市重建，人们的生活重新开启。漠河建了大兴安岭地区第一家大型市场。1989年，有了第一家舞厅。跳舞成了经历大火创伤后人们疗愈的方式，收纳了一代漠河人的彷徨、失意。

在幼师读书时，马景春常和同学到舞厅玩。她发现，舞厅里年轻人多，女多男少，她会跳男步，就跟女同学搭档。彩灯摇曳中，摇摆舞、霹雳舞、交际舞，跳得欢快肆意。

1990年代，台球厅、游戏厅、KTV逐渐传入漠河，人们的娱乐活动丰富起来。漠河经济也稳步发展，人口增长。

但好景不长。这一时期，由于长期过量采伐等原因，一些国营林场及林业生产单位开始陷入森林资源危机和企业经济危困。

漠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冯广庆回忆，1997年前后，随着新型建筑材料兴起，木材逐渐被塑钢替代，变得不太值钱，漠河经济进入低迷时期，林业职工工资较低，发放不及时，“生活没什么结余，很紧。”

当时在林场学校当老师的马景春记得，家里最窘迫的时候，半年没有开支，想买块豆腐，翻遍身上的口袋，掏不出一块钱；几块钱的电费也没钱交，上邻居家借，邻居家也拿不出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国企改革、重组，下岗潮出现，以重工业为支撑的东北尤甚。《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02年，黑龙江企业下岗失业人员达150万，占全部职工的比例近三分之一。

与此同时，2000年，包括大兴安岭地区在内的全国17个省（区、市）开始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天保一期工程），伐木工人逐步转变为森林保育员，由国家拨给保护经费，林区开始实行禁伐和限伐，同时通过飞播造林、封山育林和退耕还林等方式恢复林草植被。

一时间，林区经济急转直下，林场分流成了管护所、经营所，大批职工从山上搬回县城，林场子弟学校陆续关停。

马景春和丈夫双双下岗。马景春记得，她所在的林场，有大约三分之二的职工下岗。

平稳的生活一夕间被打破，人心浮动。生活难以为继，只能自谋出路。马景春承包幼儿园，考进市文工团，后来到纪念馆当讲解员，想尽办法重新上岗。更多的人南下经商，外出打工，去工地，或者摆摊。

那时，宫广君41岁，他也买断下岗了。自16岁来漠河闯荡，宫广君的青春在知青队、林场和筑路队中度过，妻子烧死后，他被悲痛砸蒙了，常常梦见妻子瞅着他，目送他去打火。

走出伤痛，有了新的家庭，又被时代浪潮碾落。2000年，他所在的林业局下属车队没活干了，20多人全部下岗。领着2万元买断金，宫广君辗转东北各地，清林，采砂，盖房，哪有活去哪，一天挣几十块钱，一个月歇不了两天。

人至暮年，80多岁的父母动辄生病住院，宫广君自己高血压、糖尿病缠身，吃药打针不断。现在62岁的他在绥芬河木材加工厂干体力活，每月挣3000多块。

说起这些，他声音中透着股苍凉。当年一同下岗的同事们，也大多在外为生计打拼。

2014年，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林场主要围绕营林生产、资源管护、森林防火、林下经济进行经营。生态旅游、森林生态食品、生物医药等成为漠河支柱产业。

冯广庆介绍，木材停伐后，国家“天保工程”每年发放补贴，城市基础建设、教育经费、人员工资都上涨了，部分人转行做旅游，旅游逐渐成为矿业之外，漠河最主要的产业。

早在1991年，漠河就将夏至日定为北极光节，邀请俄罗斯等地歌舞团表演，每年上千名游客来观看北极光和白夜。之后，逐渐成立旅游公司，组建旅游局。

据界面新闻报道，2000年，漠河接到上级指示，要在三年内变成旅游名城，为此制定了“县城镇街区环境三年改造工程方案”，满城建筑外墙刷上鲜亮的油漆，屋顶加上洋葱头。

城市和人一样，在寻找新的出路。

漠河街头的欧式建筑

冯广庆告诉记者，2008年漠河机场通航后，旅游发展迅速，2019年游客数量最高达235万次，近两年受疫情影响锐减。

去年11月，漫步漠河街头，能看到一栋栋五颜六色的欧式建筑。稍远处，还存留着火灾后上世纪80年代德国援建的平房。因疫情，沿街商铺多已关门，街道萧索。

火灾后修建的平房

有限的就业机会，挡不住外流的人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东三省十年内流失了约1100万人，其中黑龙江约646万人。就漠河而言，现今常住人口和1987年一样，只有5万多人，最繁盛时是2000年左右，达10万多人。

去与留

28岁的刘嘉剑，是少数留在漠河的年轻人，去年刚考进文旅局事业编制，负责文化市场稽查工作。

四五岁时，费翔来学校唱《冬天里的一把火》，舞台下挤满了人，刘嘉剑骑在父亲肩头听，觉得唱得真好。那是他第一次懵懂地知道漠河发生过火灾。

等到十几岁时，家庭聚会上，长辈们聊起火灾中的经历，他才知道，着火时父亲在学校上课，匆忙跑回家接奶奶，之后回学校帮忙扑火，保住了学校。上高中后，他去了火灾纪念馆，开始有意识地了解火灾背后的故事，同学间也偶尔会谈起。但他感觉，在年轻一代中，火灾像传说一样遥远。

刘嘉剑对漠河更深刻的记忆是小时候，一到冬天，孩子们踩竹板滑冰，或是在水桶里倒满水，冻成冰后做冰灯。学校有冰场——在操场上用雪堆出两条跑道，中间浇水，放一晚，第二天结成冰，就成冰场了。大家在上面滑冰、投冰壶、溜冰车、踢雪地足球。

待到秋天漫山野果，妈妈带着他上山采蓝莓、蘑菇，边采边吃。回家后做小鸡炖蘑菇，他高兴老半天。

2012年，刘嘉剑到哈尔滨上大学，第一次目睹了大城市的繁华光鲜，吃的玩的新奇的那么多，对比之下，漠河跟农村似的。他不爱回家，有时放假也在哈尔滨待着。

2021年11月中旬，漠河市区最繁华的街道。

刚毕业时，他想留哈尔滨或者去南方。父母觉得大城市生活压力大，让他回家。他不愿意，想闯荡一番。最终，拗不过父母的请求，他回了漠河。在家待半年后，他去环卫局实习，后借调到统计局协助做普查工作。

刘嘉剑发现，刚回来那两年，漠河街头见不着什么年轻人。他那些中学同学，大多在外地工作，留在漠河的，只有考事业单位、公务员一条路。刘嘉剑羡慕那些同学，觉得在家没干劲。

这两年，漠河慢慢有了外卖、奶茶店，玩的也多了。他渐渐习惯小城生活，周末和朋友聚会、开黑、滑雪。工资一个月三千来块，挣得不多，但是开心。这里安静，不同于哈尔滨的快节奏，有种“诗和远方”的感觉。

这两年，为吸引人才，漠河招商引资，出台政策吸引年轻人回来工作，年轻人有所回流。

城市也在扩建，建起了河东新区，休闲广场，夏天，人们到河边遛弯，跳广场舞、健身、扭秧歌、打球，冬天在社区活动室下棋、打牌。

马景春喜欢漠河的纯净，漠河人的淳朴、直白。儿子24岁，刚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打算回来考律师。她知道，未来孩子在哪扎根，自己就去哪儿。

刘玉梅后来从播音员转为出纳，退休后带孙子。丈夫从漠河县黄金公司退休后，到商场当保安。儿子儿媳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她和老伴也留了下来。她的那些弟妹们，都随子女去了外地。

她抱怨着漠河物价老高了，蔬菜都是从外地运来的，芹菜四五块一斤，冬枣八块一斤。但当听说有的大城市租一间房至少两三千，刘玉梅愣住了，缓缓说：“我们的生活比你们的好过。”

希望

《漠河舞厅》走红后，重新勾起了许多人对火灾遥远的记忆。

现实中的漠河舞厅，坐落在市区一间地下室，600平米，彩灯环绕。开业三年，来的多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曾在这片土地上奉献青春，经历火灾和下岗的阵痛，如今依然停不下脚步。

最近，不少外地人慕名来打卡、拍照。冯广庆很高兴，未来，他想将漠河舞厅打造成漠河的新地标。

冯广庆说，漠河现在的重心是招商引资，发展绿色矿业产业、绿色生态产业，他们正在谋划“双寒”产业——寒地生物和寒地测试，比如科考队员去南北极前，到漠河进行适应训练、设备测试，希望将“冷”变成一种资源，更好地富民，留住人。

在漠河生活大半辈子，李桂云从没去过北极村，没见过极光，《漠河舞厅》大火后，她也没听过这首歌。

被火烧后，她止痛片没断过。得脑梗后，这几年每月药费就得2000多。丈夫也有高血压、脑梗，每天吃四五种药。两人每月退休金4000来块。为了省钱，药不敢多吃。衣服都是邻居给的。青菜舍不得买，平时就吃点豆腐、咸菜和邻居给的小土豆，孙女馋了才买点肉。

孙女绮绮是李桂云生活的希望，她盼着绮绮能走出去。

绮绮16岁，读高一，和李桂云年轻时长得像。绮绮母亲在她6岁时离家，是李桂云和吕德臣把她养大。绮绮也懂事，会帮李桂云洗脸、剪脚趾，带她一块出门。

有时绮绮学校要钱，手头没有，吕德臣就借口出去有点事，下楼借，不敢告诉孙女，怕她有压力。“不能苦着孩子。”如今亲戚们都借遍了。

李桂云希望绮绮考好大学，但她发愁，上大学的学费拿不出来。绮绮也没有低保，“这种情况能不能反映反映？”

这天下午，吕德臣回家后，李桂云说，绮绮中午看又是豆腐，没吃饭就走了。

李桂云和吕德臣的晚餐。

吕德臣没说话，进厨房炒了个粉皮。两人坐桌边，白米饭就着粉皮，一口一口咽着。

窗外，晚霞将天空染红，屋顶上的积雪纤尘不染，像棉被一样。34年过去，她和他都老了。

漠河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玉梅、孙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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