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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乡村“新女子夜校”:妈妈们重新读文识字

广东乡村“新女子夜校”:妈妈们重新读文识字

  7月8日晚,广东揭阳览表村。被台风耽误了一个多星期,“新女子夜校”的十几位妈妈终于迎来了属于她们自己的结课毕业会。来上夜校的妈妈普遍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当时,一个潮汕女性最常见的命运是,在重男轻女的文化惯性下幼年失学、赴外打工、赚钱补贴家用。不出意外的话,再在十岁“好婚配”的年纪返乡,结婚生子持家。

  众多览表女性就这样沿着相似的干道走完了自己的前半生,“成长是如此孤独,没有人告诉她应该去哪里”。

  变化从1988年出生的吴利珠开始。2014年,15岁就辍学打工的吴利珠返乡,创立了览表图书室。依托于图书室,贫困助学、性教育、性别平等、妈妈夜校等工作一项项开展。2017年,15岁的吴子倩回到览表,接棒当起了妈妈们的“老师”,而学生中就有自己的母亲。

  五年过去,有的女性重新读文识字,圆了幼时的“读书梦”;有的女性在这里寻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有的女性得以摆脱不幸的婚姻……人到中老年,教育的二次介入,使得览表村女性一眼看得到头的命运,有了新的可能。

  2022年6月,位于粤东地区的惠来县岐石镇览表村,端午入夏后一直雨水不断。村中大面积保有潮汕地区特有的“下山虎”和“四点金”房屋形制,雨水顺着翘起的嵌瓷屋脊,淌进尚未硬化的土路里。

  傍晚,雨渐渐变小,53岁的赛梅从工地回家,急着给家里几个孩子准备晚饭。吃过饭,她换上干净的黑白条纹上衣,麻利地备好香烛、猪肉等供品。晚上10点是个重要的日子——保安宫广场供奉的关帝爷诞辰,览表村每家每户的妇女都正为此忙活。

  祭拜的时间还没到,赛梅还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临近晚上8点,她褪下“工地小工”和“家庭妈妈”的身份,急忙骑着摩托车朝妈祖广场方向的览表图书室赶。

  由老房子改造的绘本馆,二楼灯已经亮着,传来朗朗的读书声。赛梅爬上窄窄的木制楼梯时,发现自己是最晚到的。近两年,照顾到妈妈们白天的工作和家务,夜校从晚上7点半上课延迟到8点,尽管如此,许多妈妈们还是会被生活琐事缠身,无法准点上课。

  50平米不到的“新女子夜校”课室里,七八名和赛梅年龄相仿的妈妈已经就坐,跟着20岁的年轻老师吴子倩诵读新课《种葫芦》。吴子倩带读了两遍,一遍潮汕话帮助理解,一遍普通线岁左右的助教刘少玉和黄碧莲站在课桌旁,帮助跟不上节奏的妈妈指读。

  6月的夏夜,还不太娴熟的读书声在粤东这个小村庄里阵阵回响。这是“新女子夜校”自今年3月份开课以来赛梅上的第22节课,这也是“新女子夜校”创办的第五年。2017年,在村中40多位妈妈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创始人吴利珠在村中开办了妈妈班,后改名为“新女子夜校”。

  赛梅娘家在4公里外的新林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她的5个哥哥和1个弟弟都读了书,唯独她没上过一天学。“以前读书要钱,村里的习惯普遍让男生先读,女孩子极少可以读书的。”

  赛梅喜欢读书,每周一三五,逢上夜校的日子,她虽晚必到。谈及原因,她羞涩地回忆,自己时常因没读过一年书而感到难过。“取钱要签字,我不会写自己名字,只能印大拇指或托别人取。”吃多了不识字的亏,她现在坚持让家里的孩子都上学识字。

  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妈妈感受相同的是,因为没读过书,没写过字,手太硬,赛梅觉得“握笔比握锄头还难”。

  大多数时候是“边学边忘”,和她一起嫁到览表的新林同乡读到一半就不读了,她一个人坚持了四五个学期,“几乎只要一办夜校就来。”对她而言,上夜校是对自己劳作一天的嘉奖,在银行取款单下签下自己的名字,也成为她与外界建立连接的第一件事,“多认识几个字就是好的,读多读少无所谓。”

  除了线岁的年轻老师吴子倩会录制当天的讲课视频,上传到42人的“2022年览表女子夜校群”,以照顾不便来上课的妈妈们。

  近两年,夜校吸引了许多非本村的学员。有位50多岁的妈妈,住在隔壁汕尾市甲子镇渔池村,在菜市场摆摊结束后,得空就赶来夜校上课,往返一小时路程。隔壁林美村的美莲,为照顾两个女儿脱不开身,又要补贴家用,就每天从服装厂拿衣料回家加工,每天能赚七八十块钱。夜晚,她就在林美村的家中,边踩着缝纫机,边播放夜校的视频学习。

  晚上9点,一小时的夜课即将结束时,图书室创始人吴利珠悄悄来到课室后旁听。她比妈妈们小十岁左右,刚从丈夫老家浙江回览表办事。即使不经常在村里生活,路上十几岁的女孩偶遇到她都会喊她一声“珠姐”,“她们都是我的学生”,吴利珠笑着解释。

  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潮汕农村女性命运类似,2002年,读完小学三年级的吴利珠就自己选择辍学。按潮汕习俗“出花园”(成年礼)后,便揣着父亲给的100块钱,和同乡20多个女孩到深圳塑料厂打工。每月400块钱的工资,她只留下100块做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寄回家补贴家用。

  还没有成年的她,在余下几年里又辗转至广州、珠海、东莞,甚至北上天津和北京,服务员、精品店销售、搓澡工,什么工种她都尝试过,每份工作都不太长久。

  2009年,吴利珠在一次公益活动中结识了在“工友之家”工作的齐丽霞,还在天津搓澡的她放假到北京看望齐丽霞,相关公益议题引起了她的兴趣。

  随后,她辞职成为一名志愿者,进入社区图书室、开展儿童性教育、学习女工权益知识,在北京一待就是4年。

  2014年,吴利珠返乡义教。当地初中的小孩向她提起辍学的念头,“珠姐,有同学嘲笑我爸爸是毒贩,我不想上学了。”

  这种现象在览表并非少数。览表与陆丰甲子仅一桥之隔,鰲江经览表村入海,近海的地理优势使得村中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制毒贩毒之风盛行。览表许多家庭因毒致贫,或令其子女过早辍学而误入歧途,甚至陷入涉毒的恶性循环。

  近几年,在当地边防力量的严肃清整下,览表辖区的慈云新村已从“涉毒重点村”蜕变成“无毒示范村”。

  在几个月的义教中,吴利珠发现,她辍学离开览表村已经过去十年,但因各种原因,村中的女孩依旧重复着辍学打工、早婚多育的生活。

  像找到了出口,越来越多的学生涌进吴利珠家诉苦。打工、婚恋、家庭矛盾,她接收了大量的负面情绪,无处可躲。她迫切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未成年人交流学习。一位学生的奶奶拿出她的老房子,村民吴飞鸿主动承担了第一年2600元的房租,绿芽基金会也为览表图书室捐赠了第一批书籍。

  为减少未成年人辍学,吴利珠还发起了贫困助学计划,由基金会支持,按年级每学期资助500元到1000元不等,优先向读书资源较少的女孩倾斜。“270名受助学生中,有三分之二为女孩。”

  “妈妈们一开始不理解,我们就和她们解释,男孩无论父母多穷,家里叔伯也会帮忙,多少都还有读书的机会,女孩子就没有了。”

  妈妈们内心也不希望女儿重蹈自己的覆辙。渐渐地,来图书室学习的不止有孩子,妈妈们也开始找到吴利珠倾诉家庭矛盾:让孩子辍学还是继续上学、如何与丈夫沟通、丈夫吸毒被抓进去了怎么办……“性教育”、“反家暴”、“性别平等”等议题也开始在览表村有了讨论的可能性。

  吴利珠发现,识字是一切讨论的前提,而许多妈妈连大字都不识一个。2017年,在40多位妈妈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吴利珠在村中开办了妈妈班,每次请村小的男老师来上课,一节课给老师100块。

  不赚钱甚至还倒贴钱,邻居开始指指点点,“你们家生了这样一个女儿,真是家门不幸。”疼她的奶奶气不过,为她上门说理。吴利珠坦言,考虑到村里的实际情况,她在回乡做公益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但还是会因为连累到家人而感到难过。”

  有时候,吴利珠隐约觉得自己像被览表村“隔掉”的人。例如,即使自己身在览表,村中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消息总是绕过她,两三个月后才传到她耳朵里。她无法归结出具体的原因,也时常困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不跟我说。”

  在一定程度上,她在这份跳脱中也得以从独特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家乡的一切。每次离开览表,她总是谋划着更新的东西。下一步,她准备和宗族同辈继续商讨,如何更好地解决村中的环保问题。

  2017年夜校刚开班时,33岁的吴振吟(化名)也给自己报了名,成为第一批女子夜校的学生。那一年,吴振吟和丈夫刚从外打工返乡不久,丈夫又染上了毒品。几次在家戒毒无果后,被她报警关进了戒毒所。她独自一人经营着一家养猪场,还要养活2个老人和5个孩子。15岁的长女吴子倩也已经辍学两三年,被她介绍到览表图书室帮忙。

  当时夜校每天教5个生字,吴振吟就反反复复地写和背。猪场、家、夜校,三点一线的秩序让她重新掌握对生活的控制感。不到两年,丈夫从戒毒所出来,由于记恨她报警,频繁对她实施家暴。

  吴振吟感到绝望。在丈夫的再一次施暴后,她偷偷吞了两包老鼠药,慢慢等死。隔天,她被亲戚拉去洗胃,才保住了一条命。她到图书室找吴利珠帮忙,律师介入,拉锯了半年多,才终于离婚成功。吴振吟把猪场让给丈夫,只要了5个孩子的抚养权。

  离婚后,吴振吟依然坚持到夜校上课。白天,她就到汉堡店做服务员,因为点餐识字,升到了店长。2020年,吴子倩逐渐能独当一面,从吴利珠手中接过“女子夜校”的工作。刚开始在夜校当老师时,还教过母亲吴振吟一学期。

  今年刚满20岁的吴子倩,人生有四分之一的时长都在览表图书室和夜校渡过。吴振吟一直内疚女儿辍学一事。说到辍学,吴子倩并不怪母亲,而是归结于当时自己对外面世界“天真的向往”和学校朋友的霸凌行为。

  作为家中长女,吴子倩一直有着她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成熟。小学时,父母在江门开店,一年只回览表一两次,她想母亲,就偷偷躲在被窝哭。有时候父母没及时寄生活费回家,爷爷奶奶让她打电话催钱,拿着话筒,声音“敏感又胆小”。从她小学就开始明白,“有些东西是需要小心对待的。”

  父母吵架时,她把四个弟弟妹妹护在隔壁房间,脑中计算弟弟妹妹读书生活的花销,“想着辍学打工挣钱,自己也能养活他们,我就认真地建议父母离婚。”为此,她还挨了父亲一脚。

  她现在还一直记得一个画面:犯了毒瘾的父亲挣脱着要出门,被奶奶、妈妈和刚满3岁的她紧抱着,家里的女人们想留住这个男人,但还是失败了。“妈妈还抱着弟弟,奶奶鞋子都没有穿,在大太阳底下追着父亲,从这个村跑到那个村,甚至还跑到山上。他只给我们留下一个背影。”

  更多的时候,她是乖顺的。被霸凌不敢去上学后,妈妈安排她到中山、潮阳等地工厂打工;回乡后,又在妈妈介绍下进图书室工作。“那时候都觉得,顶嘴不太乖,所以长辈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好忽略我。”

  在夜校工作中,吴子倩开始学会为自己做决定。她的任务之一是向小朋友讲解性教育知识。父母觉得不妥,建议她找份新工作。她拒绝了,这是她第一次和父母“顶嘴”。再后来,母亲直接为她找好了新工作。她不愿放弃,找到母亲沟通,“我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前两年,母亲还在夜校上课时,她刚好在夜校帮忙。有同事问母亲,“你对女儿有什么期待?”吴振吟回答说:“希望她以后找个好男人结婚,别像我一样。”

  吴子倩猜想,这或许与母亲离婚后的状态变化有关。母亲以前不怎么打扮,现在会给自己买好看的口红,和家人分享她柔软脆弱的一面。

  有了母亲给的底气,吴子倩觉得自己变得更加“任性”,“更为自己着想”,不再一味的谦让。明显的改变是,她渐渐可以卸下身为家中长女的负担,弟弟妹妹也更加理解和迁就她在以前不敢表露的小脾气。

  “我们生活在览表村,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有无数的故事发生,故事组成了我们。每个故事都有灵魂和力量。在故事里,我们感受到成长是如此孤独,没有人告诉她应该去哪里。”

  这是《女孩的故事——览表村女性口述史》后记中的一段线年疫情期间,览表图书室的女性工作者们开展了三个月的口述史访谈。围绕教育、打工、月经、结婚生育等线位览表村女谈,夜校的女性工作者得以从另一视角走近当地社区,梳理出未来项目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几年前,夜校还没有成立,村里有女性被家暴,找吴利珠诉苦,她直截了当建议对方离婚。后来,夫妻和好后,丈夫找过来把她“骂了个半死”。

  后来吴利珠就学乖了,她采用更加柔和的方式去协调,多陪伴、倾听和鼓励,“在当下这种环境里,你能做的只有陪着她们。”

  再到女子夜校成立,第一年孤独和争议相伴。没有场地,吴利珠就争取到在村中老人娱乐中心一楼上课。当时村中老人常在二楼聊天喝茶,宗族的男人们质疑,“男人在上面谈事,女人在下面上课,同处一个空间,像什么话?”

  被调侃得多了,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妈妈开始却步。改变习以为常的文化惯性是困难的,在夜校的家访中,吴子倩发现,夜校最难辐射的对象是囿于日常的全职妈妈,潮汕地区女性一直给外界“贤惠淑良”的印象,“很多女性自身就认为,照料家务、照顾小孩、出外工作都是理所应当的,不值得拿出来讲。”

  结果可以预料,几乎所有丈夫都对妻子的请求感到不解,“怎么敢在家里说这种话?”甚至有一对夫妻因此大吵了一架,“不过好的是,他们吵完过后认真沟通了一次。这是前所未有的,破而后立,未尝不是一种进步。”

  吴子倩坦言,图书室成立了8年,夜校成立了5年,但她们还是很难去做男性的工作,直白地去聊反家暴。“夜校工作者都是女性是一方面,最害怕的,是不小心触及到一些敏感地带,以前做的所有事情就白费了。”

  她们只能先从女性自身入手。“宁愿小心翼翼地先去保护好女性,让女性知道一些保护的方法,让女性有一些意识上的觉醒,不起大的矛盾冲突。”

  在吴利珠和吴子倩看来,女性知道正在遭受不公平待遇的那一刻,就是觉醒的一刻。“因此,在有意识下做出的任何选择,我们都尊重。对她们而言,那或许就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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