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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干嘛鄙视曾国藩?两位大佬决裂成谜,真相扎心了

曾国藩与左宗棠,都是晚清决策层大佬。在那时,他们有如一对最佳拍档,一起匡扶满清,一主文治,一重武功,尽心尽力,相得益彰,也是以同列“中兴四大名臣”。

左宗棠与曾国藩

他们二人,出身、经历啥的,都极相似。他们相差一岁,是湖南同乡,是同龄人,曾是下上级关系,都是汉人,都是读书人,都人品不错,都是国之干才,都雄才大略,都是同道中人,都在同一利益圈子,也不乏漂亮的合作。曾对左,有提携知遇之恩,左呢,实际也长期给曾擦屁股扶他上位,按道理理当互相心心相惜才对。

可这两人,不说暗地,即便明面里,历来关系似乎都不和。尤其是左,对曾国藩似乎是公开表示看不起,态度很不友好。可能只是说,两人都是有大局观之人,多事存亡之秋,知道一切以国事为重,况且也没到水火不容之地,私人恩怨有意淡化,是以不至于公开撕逼,互相敬而远之的心理,肯定是有的。

晚清“中兴名臣”

曾左之争,自晚清以来,一直都是有意思的掌故。权门之下,只有同盟,没有私交,固是古来惯例,但曾左关系,还尤其特殊。二人之分歧,是不该有而又实有,若现又若隐的。何以会出现,我过去开始读晚清史时就很迷惑。

在仕途上,左宗棠起步非常晚。他是大器早成,可长期怀才不遇,没有路子。国家不幸左公幸,如果不是恰好遭逢太平军的乱局,估计他一辈子都不能出头。

左宗棠

他是大才,年纪轻轻就在老家湖南扬名,但是他最大的问题,在于不擅长考试。不管他怎么折腾,就是不能中进士。在过去,科场就是高考的加速包,没个进士文凭护身,就连混体制的资格都没,等于是断了“正途”。40多岁了,还只是个师爷的角色。不得已,委曲求全给湖南巡抚骆秉章作点幕后参谋工作。

但是,他与曾国藩相识很早,并且曾国藩对他有知遇之情。甚至可以说,曾国藩是他左宗棠的恩人,他后半生能有那些辉煌成就,曾国藩在幕后指挥若定,劳苦功高。很明显,倘若没得曾国藩开始的赏识、提携,拔其于微贱,没有围绕曾国藩为核心的“朋友圈”的大力裁成,左公实难冒头,即便可凭才干小有所成,恐怕也难以持久。比如,早在咸丰九年的樊燮京控案事件中,他可能就此无端送命了。

曾国藩

咸丰二年即1852年,对近代中国史来说,是极其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是太平军起义的第二年,其势开始席卷南方,锐不可挡,也是曾国藩们认清形势,脱下长衫,着意开搞团练、办湘军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一年,曾左在湖南老家相识:彼时,曾国藩41岁,纯文职的二品官员,正在江西任乡试正考官,中途母丧,不得已归家。

而左公呢,尚只是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曾国藩要在地方搞事情,必然要勤与地头对接。左公是“工作人员”,要出面接洽,二人是以书信不断,志趣相投,交情日厚。

这一段时期,直到同治年,差不多有十年左右时光,是他们的“蜜月期”。那时候的左公,还是个小角色,但曾国藩就很赏识他。

深宫内的慈禧

左公得以发迹,最该感谢的恩主,除了骆秉章,其实就该数曾国藩。曾国藩这人,在晚清可不是只靠写日记、写家书浪得虚名的,更主要在知人善任,能无私地网罗人才,加上功绩显著,是以当时有“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美誉。曾左关系,在咸丰朝时大体是上下级关系,没有曾国藩的重用与举荐,可能有“名幕左宗棠”,但可能难出现“名帅左公”吧。

咸丰时期的曾国藩,已经是当朝最显赫的人物之一,督两江,领四省,是破了满清的“祖制”,也是违了当时“满汉南北”平衡的官场格局的。咸丰十年,曾国藩聘左宗棠为幕僚。彼时清廷与太平军斗得正狠,曾国藩认为左公不仅只是个幕僚型人才,也“晓畅兵机”,遂上折力荐,左也得此被破格录用,招募湘勇,襄办军务。

骆秉章

可以这么说,左宗棠在当朝冒头,亏有骆秉章的信任,但也仅是作为文官幕僚存在的。他走上军务,直攀顶峰,进而收付河山,成“民族英雄”,还是要仰仗曾国藩的大公无私。

然后,他们两人的矛盾,即便是在蜜月期,也并非不是有隔阂的。只是那时彼此地位不平等,左似有不满,只是隐忍。

湘军攻破天京.采电影《投名状》剧照

这样直到同治三年,两人关系才明面上破裂。那一年,湘军攻破天京,两人位爵都达顶峰。曾氏加太子太保;左得赠太子少保衔并得赐黄马褂,都位极人臣。一将一相,均为清廷中梁顶柱,基本上平起平坐了,二人却再也没了书信往来,算是形式上始割袍断义了。

我自己的解读,也卑之无甚高论,以为曾左关系真有破裂,也并非源自多大的事,完全只是因为性格差异太大。他们二人,实在是理念相同,但性情不对路,互相就看不惯。早期还能合作,无非就是一方面形式使然,另一方面是左公地位低还需仰仗,而曾国藩也还能宽怀处之,不予以计较罢了。

曾左之性格,简单说来,是内里都刚强,都固执,但处世方式上是一硬一软。左是标准狂士,倨傲狂放,自命不凡,恃才直率,光明磊落,敢作敢为,是以没多人跟他生活中处得来,多数人是对他服而不近;而曾呢,正统儒生,整天都是克己复礼,小心谨慎,韬光隐晦,防人至重,城府甚深,虽也算正人君子,但也不免忸怩,忠厚中透着一股阴毒,也是以朝廷上多数人对他是敬而不亲,甚至不少人觉得他虚伪。

这是两种决然相反的性格,在共事时有很多摩擦,我们也不难想见。

因了各自性格的原因,两强相碰,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都可以顺理成章地作出揣度。

左宗棠出兵收复失地

“曾圣人”吧,他可不是唯唯诺诺的骆秉章,本身是大能人,自然是要被常常触怒的,但是冷静下来,“克己”一番,也能容忍,毕竟他手下像左公这样性子的,也不是没有几个,是以屡屡闹掰,又屡屡“交欢如初,不念旧恶”。他到底还算大度之人,暂时生气,也叱骂过左宗棠是“跋扈将军”,但久了能想通,不至于念叨旧恶,更不会暗地给小鞋穿。都说曾国藩能做人,修养也是晚清大佬们所不及,大家都学不了,不算过誉于他。

“左骡子”呢,豪迈不羁,必然觉得你曾老师实在太矫情虚伪了,男子汉大丈夫何至如此,那心态就是“玩那点小心机干嘛呢,我什么都洞若观火”。另外还有一层,就是左宗棠长期被压抑在下僚,未免对“成功人士”有不平衡的心理,他又是极端能干又极端自负之人,而曾国藩论能力也确实不如他吧,是以他看不上曾氏很正常。他评曾国藩,是“才具稍欠开展”6字,确实很扎心。但是,话说回来,左公这人,才具是罕见的,眼里也是视人无物的,不说曾国藩了,天下之大,除了皇帝老爷,他又看得上谁呢!

比如,咸丰七年曾国藩老师的“丁忧夺情事件”。那年,正是曾国藩攻打天京最关键之时,不想其父突然去世。虽按制度和世情,他曾国藩需立即放下所有,奔丧守丧,可“补充条款”也明确说有军务在身要员,非钦命不得离职的,可他曾国藩是要学“圣人”的理学家,就真的放下回家去了。他自以为得体,写信到朋友圈公告,不了左公偏不吃那一套,竟然回信把曾上司骂的狗血淋头,数落他不忠、不礼、不义,就差点痛斥你是禽兽。

曾国藩看了,差点吐血,一年都没理左氏。而左氏呢,毫不在意,也懒得解释,还跟手下抱怨说,曾老师没办法,真无聊。呵呵。

即便是这样,二人的彻底失和,是要到同治三年,太平天国的大本营南京,被搞掉之后了。而且这“彻底”的原因,恐怕不是性格合不来那么简单。

那年6月,曾国荃终于轰开了南京城门,宣告太平军的基本覆灭。曾左二人,都到达了事业的顶峰。但就是在这个时机,他们又有点莫名其妙地失和:为了一个洪秀全儿子到底有没死的问题,左宗棠很“小人”地给慈禧递折子,参告曾家兄弟;

而曾国藩呢,又一反常态地震怒,不断地向上反驳,说左宗棠胡说,是“越权”,二人闹得不可交开。还是慈禧实在看不下去了,让他们都不要再吵方得消停。这场争论,最终以朝廷对左的明褒、对曾的暗贬结束,而这两人也似乎从此恩断义绝,“彼此不通书问”,左宗棠更是逢人便骂曾国藩。

这场“断交”,其实非常莫名其妙。一者,曾左过去共事时,虽然有不少“小拌嘴”,但从来没有大芥蒂,何以左突然一番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二来,在这个时间点,左宗棠的状告,与曾国藩的“发怒”,都显得奇奇怪怪,根本都不符合二人平素行事准则;其三,在此之后,两人固然没有“直接往来”,但还是很多“暗通款曲”的地方,相互合作并没有少去,比如左宗棠的西征,没有曾的扶持、发饷、增援,左根本没办法搞定新疆。

是以,差不多百年之后,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先生出书,认为说当年左公与曾帅之失和,完全是在演双簧戏而已。何以要如此,是因为破太平军后,二人的势力都已经功高盖主。从实力上讲,单单湘军这样的虎狼之师就有30万,加上左宗棠的楚军,实际上二人只要振臂一呼,随时可以反戈。

慈禧本身都在猜忌,倘若还“亲密”,稍一联合,可致清廷于死地,天下似乎都触手可得,势必引起朝廷恐慌,所以他们要合演这出戏。我们可以同时看到的验证的是,于此同时的曾国藩,不仅不更进一步,反倒莫名其妙地奏准裁撤湘军,自减羽翼。其意图很明显,就是主动规避嫌疑。

这个说法,左景伊先生说出自左宗棠之口,家族内代代相传。有无道理呢,以当时的处境,以他们二人的权谋,我也觉得很合理。

就这等于说,曾左之争,肯定是存在的。但这种“争”,大体不是权斗之争,更不是你死我活之争,而是君子之争。

他们有不和,是不需要讳言的,可主因只是性格不洽。这方面,若真要断个是非曲折,我也以为主错方在左公。他功绩巨大,收复失地,不愧为真民族英雄,性格也豪迈不拘,让人生敬,可性情毕竟还是咄咄逼人了些,对任何人似都有智商上的优越感。曾国藩不可爱,可做人做事方面,确实还值得他学习。呵呵。

至于后来的绝交,甚至可能都是一出戏而已。就是说,二人失和,是故意为之,以免沦为“功狗”,遭受清廷猜忌、打击、甚至连累家族,不得已或协商过,或有默契而联手演的一场戏。曾、左是互相攻讦以求自保。在当时的情状下,反过来设想一下,那时的曾公,已有赵匡胤之名之权之位,倘若与左也演一出“将相和”,你说这俩湖南佬会是什么结局?

有不太“正式”的记载说,当天京攻破之前,左公曾试探曾公有无帝皇心,曾是很明确拒绝的。是以,当左有意确认,提出什么“鼎之轻重试可问焉”的选择题,曾回应以“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给出答案时,两个人就开始演双簧了,为的不过是保身而已。如此聪明二人,话肯定是点到为止,不会说破,演好双簧,为国为民为家为己。都是明哲保身的高手,一文正、一文襄的谥号,得之无愧。

可以说,他们确实有摩擦,处世互相看不惯。尤其是左宗棠,晚年逢人就讲两事,一是念西征之功,二是骂曾国藩,这种情绪也当是真实,没有虚掩的。可在大义大节上,他们都无负对方,真堪死友。曾国藩过后,左宗棠也是把他的后人视如己出看待的。

他们有矛盾、爱互怼是真,是“君子之交”也是真,可谓典型的“相爱相杀”——真和左宗棠隐为政敌的,其实是另一位大佬李鸿章。

就这样,到了同治十一年,60岁的曾国藩,散步中突感不适,回家“端坐三刻逝世”。

彼时的左宗棠,尚在新疆,闻讯感伤不已,立即托人送去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28个字,实质早已说明了一切。非要坐实左宗棠如何瞧不上曾国藩,严格来说,也是不对的,是比较肤浅去理解这等人物。

正如若干年后,左宗棠写信给曾纪鸿所说的,“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他们像一对好基友,小打小闹,但互相敬重,大事从不糊涂,没有私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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