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党的文化自觉

　　中国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在中国党百年华诞之际，回顾中国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经验和文化自觉的历程，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早期中国党人的主要代表陈独秀、李大钊等对中国传统文化都采取了辩证分析的立场。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总体上是符合唯物史观的精神的。李大钊解释了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实质，阐释了新文化运动的必然性和可能性。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党人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鲁迅等人）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主张，也包含着发扬民族主体精神、“大量吸收外国先进文化”、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性的精神”等内容。在1942年《如何研究中史》的讲话中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过程去研究”，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以这种方法来研究文化，所谓“古今”，就是从时间的角度把文化及其传统看作是历史地发展的；所谓“中外”，就是从空间的角度正确理解和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而且要把这两个方面“对照起来研究”，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保守主义。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也是当时文化讨论的正确的结论。1964年，在《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中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20世纪80年代出现文化热，在文化讨论中，各种在当代中国的思想舞台上先后登场亮相。与全盘西化、复兴儒学、回归传统、彻底反传统等文化主张大异其趣，引起国内外密切关注，得到大多数文化讨论的参加者认同的是“综合创新论”。而大力阐扬“综合创新”之义的张岱年先生说：“我反对东方文化优越论，也反对全盘西化论，主张兼取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我这种主张可以称为‘综合创新论’。”在此基础上，方克立先生从文化价值的取向和新文化建设的高度把“综合创新派”的理论观念进一步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今中西”的问题比较全面的完整的回答。2013年12月，中央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习总首次提出推动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此后又分别提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习强调，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早在《新主义论》中，就论述了“文化”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的有力武器。文化，在前，是的思想准备；在中，是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而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的理论，就不会有的运动’，可见的文化运动对于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在看来，“文化是反映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斗争和经济斗争。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文化最重要的表征就是精神。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归、顽强奋斗、忘我奉献的烈士、英雄人物和先进模范，构建起了绚烂夺目的精神谱系——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八一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两弹一星”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

　　中国党之所以能从中国的政党中脱颖而出，能够引领中国社会走到现在，最根本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党自己的理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回眸中国党百年文化自觉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中国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中国党成立之初，在中国的学术文化舞台上，始终存在着三大文化，这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自由主义西化派、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在这些中，始终坚定中华文化立场的，唯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从接受马克思主义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再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确立，这都表明中国党在进行文化实践中不断总结文化发展的经验并进而将经验上升到规律和制度的高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三个来源。从“建设新主义文化”到“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确立，从文化自信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的正式确立，这就是中国党作为一个百年大自觉的结果。

　　（作者系辽宁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